咬文嚼字

语言文字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在社会安定的时候，它也是安定的，很少变动，但是在政治社会起了一个大变动的时候，它也立刻跟着来一次大变动。近百年来，我们的社会变动得很大，因而我们的语言文字的变动也特别大。鸦片战争以后，舶来了大批新名词，它们使我们的散文乃至诗歌，改变了面貌，饮冰室文和人境庐诗是其典型的例子。

五四运动以后，语体文代替了文言文，白话诗代替了旧诗，当时以为这一变动似乎是最大的了，但从今天看来，也还只是一种书面语文的改革，其影响还没有波动到口头语言。

解放以来，语言文字的变动才是真大，非但今天的白话文已不是五四时代的白语文，连今天的口头语也已不是五四时代的口头语了。例如“坦白”，“靠拢”，“支援”，“联系”，“打通思想”，“克服困难”，“如所周知”，“做好准备”，这些都已经成为目前每个人的口头语，现在讲的时候不觉得它们有
什么了不起，但是仔细想一想，就可以发现这些词语所代表的思想情况，在从前是很难适当地表达出来的。我最欣赏“坦白”这个词语。这不知是谁的天才创造。他把一个状词用成动词，像我们这些被旧的语文习惯拖住辫子的人，决不敢作这样的尝试。可是这个词语帮我们解决了一个不小的困难。在这个词语未诞生以前，我们常常用“招认”，“供认”，或“招供”，这些词都像用在罪犯身上的，在非罪犯身上就不适当。或者用“承认”，意义似乎又轻淡了些。倘若用“忏悔”，又像是一个教友的口气了。现在我们都用“坦白”，真是再合适也没有了！

有此新词语，在最初出现的时候，意义似乎仅限于一方面，否定的或肯定的，但用到后来，似乎就泯灭了这一区别。例如“一贯”这个词语，最初只用在否定的意义上。

譬如说某人一贯的不重视劳动，或一贯的做小广播，或一贯的与人民为敌。但是当我们有一天看到报上出现了一句“中国人民是一贯的爱好和平的”，这才觉得这个词语的倾向性在改变了。再举一个例子，“高度的”这一个状词，一向似乎专用在肯定的事物状态上的，例如高度的爱国主义，高度的艺术性等等，但最近我又发现了一句：“当时残酷的官吏高度的剥削人民”，于是我对这一个状词又得另眼相看了。

“现场”这一个词语，我看见过好几次，总觉得有点古怪。这个词语在从前很少人用得到，只有人民警察才常常用到它。这是指事故发生后的当场情况，例如室内发生了谋杀案，那么在尸体未移动，室内一切器物未改变出事时的位置的时候，就叫做现场。

可是这个词语，现在却变成“场地”的意义了。

我在北京阜成门外看到过一块大木牌，写着“现场不准吸烟”，过去一看，才知是一个建筑工地，写着禁止工人吸烟的，那里边并没有发生工伤事故。这一类的语文现象目前也存在着很多，也许是它们变得太左倾了，也许是我的接受性太右倾了。

有一个新词语，却使我感到很为难。五四运动叫我们把“拙荆”，“贱内”，“内人”，“内子”，“老婆”，“家小”，“屋里”以及“阿大的娘”一概废弃，改用“太太”。现在大家都不说“太太”了，现在叫做“爱人”。这个名词，不知怎的，我这张五十多岁的嘴巴里，总是叫不出来。听见七十多岁的人在把他的尊夫人叫作“爱人”，我真是衷心地佩服不已。我没有勇气用这个名词，一半固然因为它似乎太青年性了，中年以上的人用起来有点“肉麻当有趣”，另外一半理由却是以为它的意义不够明确。从逻辑上来看，“爱人”不一定是“妻”，尽管你可以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个男子除了“妻”以外不再有“爱人”。但是我们如果向一位国际友人介绍自己的妻子，说这是“我的爱人”，他一定会怀疑，或者竟要偷偷地打听一下，这位女客到底是他的妻子还是他的外室？或者他会诧异，怎么中国人竟把他的外妇公然介绍给人家，这倒是社交上少有的事。

年轻人不会对这个名词感到尴尬。“爱人”可以是妻子，也可以是未婚妻，也可以是“女朋友”。如果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称他的妻子为“太太”，确是反而有点少年老成。

我个人虽然不很赞成，也不习惯“爱人”这个名词，但也不抹杀它的好处。它的好处是男女双方都可以使用。五四运动虽然把“太太”这个名词普遍化和平民化，但它只解决了一个问题的片面。妻子称丈夫没有变成“老
爷”。而“先生”这个名词似乎又不受女界的欢迎，很少采用。因而一方面虽然叫她为“太太”，另一方面却依然是“他”或“阿大的爷”。“爱人”这一名词既然双方都可用得，这就可见解放以后祖国语言的改革，确是照顾到全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