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第三

副刊文章，限于篇幅，以短为宜。如果写长了，便该分做几段。作者不分，编者也定会分的。我昨天写了一篇“倒绷孩儿”，有“第一”而无“第二”，大家以为我写到底下忘了上文，未完而完，不了而了。其实不然，我深知编辑工作的甘苦，为了不使编者为难，故意把文章分做两篇，题目也分
做两个，反正读者同志看下去，自然知道我刚才不过喝一口茶休息一下而已。

且说我的“倒绷孩儿”之感，第二个原因似乎是近来人们写文章，不很继承民族语文传统。例如“失慎”二字，向来用以代替“失火”，现在却往往被用来作“不慎”解。

“被单”、“褥单”原是两样东西，但我写了“褥单”，校对同志却给我改为“被单”，把垫的改成盖的。去年解放日报有一段消息，报道艾登下台以后，怎样冷落地乘轮去国。

没有人向他“告别”，连女皇也只派了一个不重要的人送一封信给他“告别”。这一段文章中一共用了三四次“告别”，全都是“送行”之误。可见“告别”二字在青年文人的观念中已经作“送行”解，而不作“辞行”解了。诸如此类，可谓“数见不鲜”。我不知人家如何感想，在我这顽固脑筋中，却以为不妙。词语涵义，逐时改变，本来是语文普通现象，但总不该这样变法，变也得从继承中去发展，不该割断传统，创造新义。

我近来愈加感觉到文化传统之可贵，也愈加体会到文化人非继承传统不易创造。目前有许多事情，大家以为是一种创始，其实却是早已有人说过做过的了。评论古典文学，“琵琶记”也好，“孔雀东南飞”也好，种种新颖的见解，如果广泛地一查旧籍，就可以发现从前人大都已说过。又如今天报载浙江林业厅发现萧山芦竹可以造纸，其实这也并不是一件新发现，如果知道一些造纸的历史，就应该记得天下最早的纸是古埃及的芦纸，据说日本也还在造芦草纸，那么我们正应该在这基础上去试制萧山芦纸，比从头研究起，方便得多了。

外国语也使我们目前的语文受到不少坏影响，这可以算是我有“倒绷孩儿”之感的第三个原因。国际文化交流的结果，使每一种民族语文都不免要受到外国语的影响，这一点我并不反对，也并不悲观，甚至还很欢迎，我因为向来主张祖国语言应该尽可能地欧化（或外化）些。但我不赞成把简单话说成繁复，把直捷话说成曲折，把聪明话说得很笨拙。举三个例子：（一）“我怎样教生物学”这一句，现在人往往爱写成“我是怎样教生物学的”。（二）我在自己的译文中发现过一句：“她用手做了一个姿势”，当下大吃一惊，哪有这样的笨话！真是给外国语带累了，赶忙改成“她打了一个手势”。

（三）去年曾在报上看到一个“阶级式的计划”，简直不懂这是什么形式的计划。仔细一研究全文，原来是苏联专家给我们某一工程作出了一个分成几个阶级的建设方案。幸而稍稍懂一些外文，知道这里的“阶级式”一定就是“阶段”或“步骤”之意。

以上这种词句，在译文中最多遇到，我自己也还不免。不懂外文而读惯这种译文的人笔下创作出来的中文，有时更变本加厉，这一情况，我以为最值得注意纠正。现在青年写文章，这种句法甚多，他们往往忘记了说“他戴上帽子”，总得写成“他把帽子戴在头上”。知识分子读的时候，不会觉得可笑，读给老百姓听，他们就会觉得这不是中国话了。我不赞成的是这样的外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