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芳诗集》序

在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间，北京出现了一位女诗人徐芳。在北京的几个文学刊物和天津《大公报》的《文学副刊》上常有她的诗，据说是北大学生，胡适教授很欣赏的，一时声名鹊起。

一九三八年，我在昆明。清华、北大的师生陆续来到云南，一部分先到蒙自，一部分到昆明。有一天，我去看沈从文。他对我说：“徐芳来了。”我和李长之都在云南大学，同住在一个宿舍里。我住楼下，长之住楼

上，早晚都在同桌进餐。一天午饭时，长之对我说：“徐芳来了。”

一二天之后，我在翠湖公园散步，遇到一群人，其中有沈从文，是我唯一认识的人。

从文为我介绍了其中的二人，一个是吴雨僧（宓）教授，一个是徐芳。吴先生还特别申明了一句：“女诗人徐芳。”

这样，我认识了当时大名鼎鼎的女诗人徐芳。

后来才知道，她和李长之很熟，她一到昆明，就来看长之，我们的宿舍，她已来过好几次，可我不知道。

一九四○年，我离开昆明，跑到福建，和战时文化中心完全隔绝。西南大后方的文化动态，很难知道，徐芳也从我的记忆中暗淡下去。

一九八七年，偶然有人告诉我，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有一个女教师，名叫徐芳，作新诗很可注意。我大吃一惊，怎么？又一个女诗人徐芳！赶快去找她的诗来看。不多，只见到几首，显然，不是三十年代那个徐芳的诗了。 不久，徐芳来了。于是我认识了八十年代的女诗人徐芳。

现在，徐芳要印出她的第一本诗集，来找我写序文，并且送来了她的全部诗稿。我读她的诗，觉得这篇序文不容易写。但也不愿辞却这个任务，因为我很想利用这个好机会谈谈新诗。从三十年代女诗人徐芳的诗谈到八十年代女诗人徐芳的诗。

这里有五十年之久的文学代沟啊！

近年来，文学史家喜欢为“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区别流派。新诗方面，有初期白话诗派，新月派，现代派，后现代派，这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诗派，应当还有一个左翼派，可是似乎还未定名。一九五○年到一九八○年这三十年间的诗，还没有人分流派，大约是混然一体的独流，无派可分。从一九八○年开始，忽然出现了一个新的诗派，被称为“朦胧派”。

以舒婷、顾城、北岛等为先驱者的一群青年诗人，从一九七九年起，先后大量发表了一种新风格的诗。这种诗，有三四十年没有出现在中国的文学报刊上了。最初，他们的诗还仿佛是在继承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的传统，但很快地他们开拓了新的疆域，走得更远，自成一个王国。许多青年读者，一部分老年读者，久已习惯于三十年来文从字顺，大声疾呼的正统诗，一旦遇到这一流似通非通，似可解又不可解的诗，不免瞠目结舌，感到无法接受。少数勇敢的保守者，直言不讳地予以痛斥，认为是诗魔。更勇敢的索性运用政治批评，认为是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但大多数人，还只是微笑地称之为朦胧诗。

朦胧诗这个名词，显然含有贬义。但朦胧毕竟不是完全看不清楚，这个名词也还留着回旋的余地。近两年来的青年文学批评家似乎已认可这个名词，同意用它来标志这一群诗人的作品。因此，这个诗派名词，在将来的文学史上出现，不应该再含有贬义。

不过，我个人是不愿意使用这个名词的。我认为，朦胧或不朦胧，都是诗的创作手法，语文表现技术。陶渊明的诗明白清楚，并不朦胧；李商隐的诗就朦胧了。《文心雕龙》有《隐秀》一篇，作者也注意到诗可以有比较隐约其辞的表现手法，可知朦胧诗也是我们“古已有之”的一个诗的品种。为什么没有说李商隐的诗是朦胧诗呢？

朦胧诗有两种：一种是诗句不甚可解，而全篇主题思想可以觉察的，一种是诗句可解，而全篇主题思想无从捉摸的。前者是由于诗句的比兴方法运用得曲折，不是直捷的象征或比拟，而是折射或反射。后者是由于诗人的逻辑思维不够明确，使形象思维没有发挥作用。当然，也有一些诗人在两方面都没有处理好。

看近年来许多青年诗人的诗作，不论朦胧的浓度如何，或者还有并不朦胧的。再看许多诗评家、诗论家的批评，渐渐地感觉到，朦胧诗的问题，不在朦胧，而在诗。

“诗言志。”（《尚书》）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序》）

“善为诗者不说。”（《荀子·大酪》）

“诗以言情。”（刘歆）

“诗可以兴。”（《论语·阳货》）

这是我国传统文学对于诗的定义。从《尚书》中“诗言志”一句定下了诗的疆域，以后的学者做的工作，只是给以各个角度的诠释。“在心为志”，
是第一个对“志”字的诠释。但是，什么叫“在心”？还不明白，于是再加上一句：“情动于中。”于是“志”字明白了，就是在心里头蠢动的情。到了刘歆，索性改说“诗以言情”，因为这个“志”字到了汉代，有了“意志”的义诂，属于理性认识了。孔子说了一句“诗可以兴”，他的意思是以为读诗者可以从诗人的作品中感悟，联想或启发到某些东西，而不是诗人直接明白地讲给他听的。从读者的角度，这叫做“兴”。如果从诗人的角度来说明呢？荀子就干脆说“善诗者不说”。会做诗的人不会直接说明他的诗意，或者我们仍然用“志”字。这些话，都说得很好，我把它们集合起来，诗的性能格外明确。但是，这许多中国古人的古语，还不如一个现代英国人说的简单明白。赫伯特·李特在他的《论纯诗》里说：“诗与散文之不同，在于诗是：

思想的感情化。”

当今我们青年诗人的作品，我没有看过很多，就我看过的那些诗而论，我感觉他们的问题就在这里。这一代的青年，是从三十年的理性枷锁中释放出来的。他们首先要恢复理性。为什么？往哪里走？五个W占领了他们的头脑，他们想用诗来发问，用诗来探索，用诗来控诉。他们学会了各种形象思维的表现手法：明喻、隐喻、特喻、象征、寄托、外应物象，用以说明他们的时代感、历史感、民族责任感、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

他们没有回忆，因为没有美好的往昔；他们没有希望，因为不知道该希望什么？他们诗中所表现的只有思想，哲学的或伦理的，而且连这些思想也显示得不很清楚，使我们发现诗人正在三岔路口，又迷惘，又惶惑。这些诗的读者，如果能撩开朦胧的面纱，将会看到，呈现出来的不是一个蒙娜·丽莎，而是一个十字架上的耶稣。

徐芳写过一篇谈诗的文章：《被矛盾折磨的诗歌现实》。最近又为自己的诗集写了一篇七千字的《后记》。她都给我看了。她这篇《后记》叙述她写诗的过程，联系到她的前一篇论文，我发觉她很有些忏悔的情绪。她跟着舒婷、顾城、北岛走过来，也曾向往于庞德、艾略特、里尔克、瓦雷里、卡夫卡，现在，她编好了第一个诗集，打算和这些人告别了。这又是一种迷惘，一种矛盾，可以说是“被诗歌现实折磨的矛盾”。

徐芳，三十年代的那一个，我不知道她终于走到哪里去。现在我所能看到的，她有一篇四十年代的诗《征衣曲》，是为抗日作战军人缝制征衣而写的。在时代现实的冲击之下，似乎情感已有些理性化了。八十年代的徐芳，正站在她手帕的边缘上，要追回她的青春。我高兴鼓励她，去追。放下思想包袱，扔下哲学，去追回诗的青春。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