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发灵宝站

东开的辎重汽车，在函谷关下被阻于弘农河窄窄的木板桥，我们便有了在灵宝车站改乘火车的机会。啊，阔别了八越月的火车，睡梦里都是汽笛的鸣声呢，像对人一样，热切地想念着。

时候是初冬，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灵宝车站，北面正对着与铁道平行奔流东去的黄河；黄河水翻滚着混浊的泥浆，忿怒似的发着汹涌汩汩的声音。天气是阴沉的，傍晚时分而看不见夕阳，风不大却遍天弥漫着黄腾腾微细的尘沙，又清冷，人们的心情也就极容易凄切冷寞了：像有家归未得。

在这种乡僻野站，惯于行旅的人该会记得吧？承平年月风和日丽的时候，一定是：打扫得清清楚楚，在碎砂铺就的站台上，来往踱着穿了青色制服的路警，那么干净利落，迈着匀整的脚步，皮鞋踏地发着踏踏的声音，再配合着哪里传来的一两声口哨，候车人，哪怕是辞家远别呢，心里也会透上一脉轻松。车站旁边少不了摆几个小摊，卖花生，卖糖，卖冰糖葫芦和纸烟，吆喊着，竞赛着嗓音的嘹亮，专等那些出门大方和候车感到无聊的顾客。车尽不来，三等候车室里无妨“摆龙门”，唱二簧；一听电话的铃声响了，呜呜的叫号吹了，白天打了红绿旗子，夜里提出了红绿灯，人们这才争着买票，扛行李，向站台一哄挤去

于今，那情形已成了梦境了。回忆里该是温馨的。一想到“坐火车了”，你绝不会相信这段陇海路上的火车是你可以自由乘坐的唯一的火车。这站上荒凉的情形也正是中国各条铁路各个车站一般的情形：票房没有了门，没有了窗子；递票的地方是用破碎的煤油木箱拼凑起来的。候车室没有顶，整个的露着天空。屋角落里过去是安放公共坐椅和痰盂的地方吧，现在却堆满了砖块同瓦砾。指示站名的路标，只剩了“车站”两个字歪斜地挂在要倒的柱子上。站台上看不见穿着整齐的路警，也不见戴了黄箍帽的站长那样的人物。没有小摊，没有红帽子行李夫，只零零落落三几个候车人，兵、难民，在焦躁而又忧戚地徘徊着，在小声咕噜地说话。比较嚷得高声些，话也仿佛津津有味的是一位胖胖的站务司事。

站务司事，矮矮的，胖得眼睛挤成一条细缝，说话时脸微微向上仰着，腰挺得很直，短短的两只手臂交握在背后，一顶漆光的黑军帽，一身蓝布制服，告诉着他的身份和履历。当你走过去的时候，你可以听到他正在回答一个旁边人的问话：

“这不是飞机炸的，是隔河炮轰的，足足放了三百多炮。一炮打中了水塔，你瞧水塔全毁了；一炮照着候车室过来，就将这候车室的顶盖给揭去了。”

说着，一一指给你，并告诉你隔了黄河的东北方，那一抹树林后边的高地就是敌人的炮兵阵地。

“这里来过飞机么？”有人问他。

“来过，可是没有下蛋。这里老百姓不怕飞机。说：‘喜虫（麻雀）满天飞，有几个把（屙）在人的头上！’大炮却不同，因为领教过了；不过慢慢的习惯了，也就不觉什么了。反正敌人放炮，咱就躲开；敌人不放了，咱就再回来。想到这边来是不容易的；黄河是天险，老百姓是血肉长城。”

站务司事言谈间是饱经世故的神气，自信力极强，兴致很高。
“车站被轰的时候伤人没有？”又有人问。“怎么没伤人！吓，二月十三那天是敌人第三次放炮，老李躲在水塔底

下，不是炸得连尸首都找不着么？——真惨！这碑上贴了个耳朵，那树上挂了半截腿。您不知道，这墙上一块块黑糊糊的地方就都是当初炸飞了的碎肉。

“说来也该着。十二那天，二十七次车刚到，隔河的炮就响起来了，轰隆！轰隆！客人跑了个精光。两个护路的弟兄说我们也躲躲吧，这时候不会出岔子。谁想两个人脚刚刚踏上站台，就着了一炮。一个弟兄当场死了，又一个受了重伤

连半点钟没能挨过也完了。老李那天还从他们身上摸出来一颗怀表，两张五块钱的交通票，谁想第二天他也跟着走了。”

“啊！”四围听的人摇摇头，沉默着，正替牺牲了的人表示无限的哀悼与感触的时候，站务司事却又换了另一种语调说了另外一些事：

“哼，什么世道啊！我十五岁吃火车饭，现在五十五，整整四十年了，从没过过这种日子。内战打过多少，却总是前线弟兄们拚，绝不会乱杀乱砍，老百姓也跟着遭殃。谁怕过！现在世面却见大了。

“就说这火车，那会见天价准时到准时开；蓝钢皮，头二等卧车，那才叫体面。于今好，连铁闷子，敞篷车还都不按钟点”

天黑了，夜幕盖下来，也刮起了凛冽的风。

是的，去年年底徐州到蚌埠我走过津浦路，记得那时为了避免敌机轰炸趁夜才能开的车，多半是载运难民同军队的。随了军队开拔的那天夜里，候车的时候看见偌大一个车站，站台上却只能找到一两担卖烧酒的摊子；摊子上点一盏灯笼，生一笼火，算是左右的光亮，够黯淡了。人，乱嘈嘈的，杂沓得很。虽也有说笑，总觉无限寂寞与凄凉。望望天上的星，冷冷的，满怀说不出的凄苦。

今春过郑州，正赶上午夜；独自一个人，下车找不到行李夫，找不到车子，孤单得仿佛整个车站就只你一个从那里飘来的影子。车前两颗妖怪眼睛似的灯，射着惨白的耀眼的光，躺在光波里的是车站两旁被炸得东倒西歪残破的街屋。随便碰见一个什么人，问问他：

“这里旅馆都在哪里？”

“哪里还有什么旅馆，靠近的房子差不多都炸平了！”掷过来的是这样冰冷的不耐烦的回答。

像做着恶梦一样，跟着只能吃饭不能留宿的小饭铺里的伙计，走到荒野里草草搭就的席棚里，好歹混了半宿；豆大的灯光下写信给朋友的时候，疑惑自己是误入荒冢的孤魂，几乎发了疯。

也是今年春天陇海路上坐胶济车，正遇着一个胶济铁路的工人，同他靠车窗谈起青岛来，像数家珍，他告诉我那辆车厢的故事。他说：“这是当初做过‘国际列车’的，夏天避暑的时候，由青岛可直通北京。坐垫做得特别讲究，特别软。头等车不算，额外有卧车，有花车、游览车；还有洗澡间、吸烟间。到车上来，真是什么都有了，住家也没有那样便当，那样舒服。现在好，人失了业，车也落脱到这个样子了。”

他忽然转过脸去，用手抚摸着车窗的玻璃，尽自向外望着；看得出的，他眼里满是眼泪！

唉，我们的地方，我们的人啊！为什么被那些野兽如此的践踏蹂躏？多少事实激动你，心狠，真足将牙根咬碎！无缘无故就跳了起来的事是常有的。
然而那时轰炸罢了，侵占罢了，自家的铁路终还有几条可以往来畅达啊。如今，如今却只剩了这陇海路的半段！可是，剩了这半段铁路的今天，我倒感到那些时候感情太脆薄，心肠太软了。

现在我踏着的是到火线去的路！

啊，灵宝车站，别了，车厢里摸索着向渑池进展。

已是夜里。车厢里真黑，什么亮都没有，仿佛连听人说话也要摸索着听似的。也只有摸索着听人说话了。不像平时，看秀美的面容，看打盹人的姿态，看书报，看沿途风景。现在真是一无可干啊！——刚好，有哪个部队里一位操四川口音的副官或传令兵一类的小伙子正在演说八路军呢，传奇一样，有枝有叶的，听来很有味道。

“我亲眼见过朱师长，脸黑黑的，穿得破布褴衫的，戴一顶鸭舌帽。经常连个护兵也不带，就出来和老百姓一块儿晒太阳谈天。——哼，从前还‘围剿’，好容易，四下里围得紧紧的，水泄不通，以为这回可跑不了啦吧？却不知他老人家早已拄着小拐棍慢步逍遥地走了。从你眼前过，还抬头看了你一眼，你却不知道。

“人家真行：说打日本，就打日本，自家人无论多大仇恨，都一笔勾销。“人家本来好么，无论官兵夫，一律待遇：每月一块钱饷，就大家都一

块钱饷，小兵一块，师长、旅长也一块。

“人家打仗也算凶，敌人明明知道八路在那里，飞机大炮一齐冲过去，却扑了个空；八路倒是从敌人屁股上打来了，一来就给他个全军覆没。慢慢地日本人听说有‘老八’就跑。问：‘有红红的么？’有，屁不敢放就溜了。这样老百姓学了乖，见了敌人就说：‘红红的，多多的有！’敌人连站都不敢站，掉头就跑。

“日本人说‘八路军神出鬼没’；老百姓说‘八路军满天飞’：你说厉害不厉害！”

听见了听的人们的笑声，才知道这位“八路通”已成了黑暗里半车人倾听的中心。

黑暗中希望在每个旅人的心里抬了头，自己的忧郁也不知到哪里去了。车突突地向前冲着虽然还是夜里，战地却在眼前开了花。血腥的敌人后方，变成了无畏者的乐园。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日，潞城，故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