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红点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两句话有道理。但神是没有的。掌握善恶报的不是冥冥中有什么神，而是活生生的人。这人是要多数的，群众，大家。大家说好的，是好人；因而有群众拥护的领袖。大家说坏的，是坏人；譬如说：“这家伙还不死啊！”那他就该离死不远了。古时候对专制独裁的暴君，有“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对常人，有成语叫“千人所指，不病而死”。

黑红点就是冀南敌占区的老百姓和八路军、抗日政府，对汉奸、伪军、帮敌人当狗腿做坏事的家伙的善恶记录。老百姓有那些坏人的名册。哪个做一件好事，就在他名字下边点一个红点；哪个做一件坏事，就在他名字下边点一个黑点。抗战胜利后算总帐（一九四二年这样提）。那时看红点多的，可以将功折罪，他还有活着做一个幸福的中国人的机会。若是黑点多，不必等抗战胜利，到一定点数，就要打死他。该打死一定打，他“皇军”老子也保不了险。（“皇军”自己谁保险呢？）因此，那名册老百姓也叫它生死簿。

本来，只要是中国人，还有良心、人心，好坏事总该是分得清的。即便不讲大道理，难道就不能问问自己？做汉奸当伪军的，自己吃要吃得饱，穿要穿得暖，可是把乡里邻居的粮食、衣服抢了，看着他们挨饿受冻。自己房子要住得讲究，住得舒服，可是把叔叔伯伯们仅有的几间草屋烧掉、捣毁，逼他们到旷野里任雨打风吹！最可恨，自己是娘养的，早晚也会娶妻生女，但是却奸淫人家的母亲、妻子、闺女！丢掉祖宗的坟茔，邻舍的孤寡老弱，任野兽一样的强盗去践踏杀戮，自己却反转去孝敬那些强盗，帮助那些强盗，啜食一点人家分赃剩下的残羹唾余！世间还有比这再下流再无耻的事么？你心上长满了油，昧了良心的汉奸啊，要在睡不着觉的时候好好想想，不为自己也该为子孙留条后路！

你看，北仓庄那个六十多岁的王老汉，听了黑红点的故事到敌人的据点那里去骂他当伪军的儿子去了。那个老头子一生好强，惯常是教训别人的，自从儿子当了伪军却再也抬不起头来了。天天大门不出，出门也不敢高声言语。羞耻和忧闷绞着心，不到半年头发和胡须都全白了。那天夜里，他悄悄地跑到炮楼底下，叫着他儿子的小名，“你这个混帐东西，不孝的杀才，给我滚回家去！你当汉奸教我没法见人。‘有千年的乡里，没有百年的亲戚。’你再这样坏下去，教我们祖祖辈辈怎么做人？你若不回去，我就在炮楼底下碰死！”

顽固的伪军，他们的家属在乡里是没有地位的，大家瞧不起，平日没人招惹，大年初一也没人拜年。对转变了的伪军却不同，他们的家属享受着像一般公民一样的待遇。年下节下有困难也设法解决，地荒了有人互相耕锄。小卫圈一个伪军的婆姨，年三十晚上自动跑到据点里向当伪军的丈夫劝说：“人家八路军可好来，自己吃小米，吃野菜，对抗属却送肉送面。那才真是恩人哩！这汉奸咱可别干啦！咱反回来当八路吧。”

这是天良没有丧尽，不甘心当汉奸的人们的例子。正因为伪军伪官，并不都是死心塌地的汉奸，有的只是贪图小利或一时糊涂，陷入了泥坑，我们老百姓、八路军才不惜用各种方法把黑红点的道理向他们宣传，挽救他们。我们在夜里敌人不敢出来的时候，去据点碉堡跟前喊话：“今晚上我们来给你们上课啦。”起初他们听了很恐慌，向我们放枪。但放枪我们还是喊：“某某，你听着”我们指了名喊。“我们的名字他们都知道啊！”为了好
奇，他们也不得不武装着听讲。其实，对这些家伙，我们不但知道他们的名字，并且知道他们家住在哪里，父亲是谁，家有几口人，甚至他们当伪军是谁的保人，使什么枪，有几粒子弹，我们都调查得清清楚楚。我们说：“某某你太坏了！哪一天你打了谁，哪一天你骂了谁，哪一天你到哪里抢了谁谁谁家里几匹布，几百斤粮食，几只鸡！”碉堡里就往往沉静下来，有时听得到一两声嘘唏，因为说得太对了。这时我们就趁势告诉他们：“不要打骂老百姓，不要枪杀老百姓，不要糟蹋人家的妇女！你们做的坏事我们都记着的，要改，不改就搞你”

慢慢地伪军动心了，对喊话也表示了欢迎：“来吧！靠近一点，我们不打枪。”有的还丢下烟卷来。对提出了名字的最坏的伪军他们也给以孤立：“唔，你上了生死簿了，我们再不和你在一起，背霉气！”被提了名字的就赶快表示态度：“我再不做坏事了。”“我从今后改了行不行？”——营镇一个伪警备队长对维持会长说：“人家县政府那里，恐怕我的黑点最多了。你只在家里出主意，别人不知道，什么事都是我领头去干，抢杀掠夺，谁不晓得？一定都上在帐上了。”言下不免忐忑不安，有些埋怨。维持会长表面上安慰他：“你好，底下有人，黑点虽然多，将来带人出去反正，一下子一个大红点就把黑点都盖了。我呢？翻了老底子还不是一抹黑？”内心里也透露了无限的懊恼和顾虑。

宣传不够，老百姓就进一步警告他们。

南宫，一个很坏的伪警察所长当了伪区长，向老百姓派款，一亩地要两元。那是正当冀南遭了严重旱灾，老百姓吃野菜树皮都没有的时候，那样的勒索，简直是要人命。老百姓气极了，一夜工夫，把伪区长住处周围，遍地插满了小旗：红的，绿的，白的，黄的，上边写了各色各样的标语：“打死

×××！”“拒绝派款！”“反对勒索！”他一出来，子弟兵民兵也四处打击他。

结果他立刻派出调人，说：“两块钱不要，八路军叫咋着就咋着！”警告再不行，就消灭他们！——黑红点是兑现的。

广宗东里集，有个伪警察所长，叫张××，土匪出身，人称“张八爷”。因为杀人不眨眼，又叫“张剥皮”。他曾三天里边杀死四十三个好百姓。这一带人都恨他入骨。我们抗日政府就贴了布告，宣布他几大罪状，把他做的坏事一股脑儿都揭露出来。明白告诉他，哪一天要打他。——这家伙住在碉堡外边，每天夜里回家睡觉，并且经常在东里集上一家小酒馆喝酒，往往喝得酩酊大醉。那天凑巧傍晚他又在那家酒馆喝酒，我们武工队就在酒馆附近埋伏了。等他酒喝得差不多的时候，酒馆掌柜仓仓皇皇地进去告诉他：“不好，八路来了！”他慌里慌张地跑出来，嚷着：“八路在哪里？”我们武工队嘡的一枪：“八路在这里！”他就像真的“醉”了一样，一头栽地，再也不起来了。

这个坏家伙死了，敌人又派了一个新所长来，更坏：硬要叫东里集的村长去给“张剥皮”祭灵。可是灵没祭成，他自己的灵魂却又跟着我们武工队的枪声投入地狱了。

黑红点就这样有灵验。因为他不是鬼神的指使，而是人民大众的裁判。红点，不是焚香叩头能求得来的；你要做好事：坚决抗日，爱护群众。黑点，也不是吃斋念佛能禳除得掉的；你要不做坏事：不帮助敌人，不掠夺、打骂、捕杀百姓。这样伪军伪官就不得不打打算盘，伪军伪官的家属也就不得不替他们的不肖子孙，刁夫贼父捏一把汗了！于是有伪军的妻子到碉堡去叫她的
丈夫的事，有伪军的母亲到据点去哭她的儿子的事。景镇伪警备队的刘中队长也当众宣誓说：“别骂我，我也是想抗日。八路军要来打鬼子，我保证一枪不放：要是我放枪，我姓刘的不是俺爹揍的！”李家屯炮楼里的伪中队长，听说老百姓提出来要搞他，他赶紧声明：“往后不再做坏事就是！实在我也很难，譬如××村的村长是暗八路（共产党），难道我不知道？他来了我也没把他怎样。”有的更具体地提出保证条件：一、到拔碉堡的时机来了，不用拔我就带弟兄们投降；二、抗日人员可以随便过路，我们看见也装没看见。慢慢有了“伪属协约书”。只要伪军父兄能确保他的子弟不烧不杀，不抢不捉，和我们打仗枪口向上，那么老百姓就确保他家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其他抗日居民一样。为了郑重，这“协约书”特别由抗日县政府盖印保证。老百姓和抗日政府又给做好事多的伪军发“回心抗战证”，凡带证的回家或被俘都一律不杀。但是发了证后再做坏事，就宣布无效，也并不迁就。

这样一来，坏人们神魂不安了。

枣强，一个维持会长，有一次卷了大批赃款回家，听了全家老少讲说黑红点的故事，夜里就做了一个恶梦：坏人榜上，自己名下密密匝匝地全是黑点；他不觉大吃一惊，吓了一身冷汗。第二天醒来，他就向敌人提出辞职了。事后回答别人问他的辞职理由，他说：“合不着提溜着个脑袋过日子！”

当敌人挖界沟的时候，衡水、武邑边境上挖的最快，因为那一带伪军督促最紧，打骂也最凶的缘故。每晚我们去据点附近破路，伪军总是彻夜打枪，有时破路群众就受到伤亡。这一天夜里。我们子弟兵把据点包围了，进行喊话，把每个班长以上的伪军，指名叫着把生死簿里的记载念给他们听，并且加了详细的解释说明，那天他们就非常老实，一枪没打，我们带去的群众好好地把刚修的公路破坏了一夜。第二天，听说伪据点里一个司务长，自己觉得做的坏事太多了：打人，诈钱，抢东西，很怕老百姓不会饶他，从此郁闷成疾，不到半月就死了。

这样，黑红点的故事传开去，伪军便争着向老百姓解释：那件事不是他做的，是谁谁做的；纷纷托人打听自己黑点的数目，找适当的机会做些好事，来挽救弥补。阜县×村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炸弹厂里三十多个工人正在积极工作着，忽然村长急急忙忙地走进来说：“有五匹马来到大街上，问炸弹厂在哪里，教快说出来，不然就坏了：鬼子在后边快到了，是专来找炸弹厂的，说了他们想办法掩护，不然”厂长听了。想一定是有汉奸报告了。鬼子已来到村边，想办法已来不及了。伪军又紧跟在村长后边，确实已发现了工厂，就叫村长向伪军说了实话。

那五个伪军急忙唤工人换了衣裳，叫人把造炸弹的东西埋起来，把炸弹厂最小的房子烧了，压在上面，又点起了几处老百姓矮小的草房。“这就不碍事了，”五个伪军很放心地说，“只要鬼子查不出造炸弹的家具，我们就有办法应付。”

这时鬼子进村了。到处找炸弹厂，可是村子找遍了也找不到。最后集合起老百姓来打着逼着问，也没有一个人说出；伪军在旁支吾了一番，鬼子就走了。

走了约摸一袋烟的工夫，两匹马又得得地飞跑回来，碰见村长就喘着粗气说：“你告诉县政府，这件事情可是件好事情啊！请县政府给我们画个红点——我叫银得胜。”

说完又掉转马头飞快地跑了。
告诉那些替敌人说话、替敌人跑腿，替敌人做事的人吧：

“不要做坏事啊！你的名下会多一个黑点呢。”

老百姓的评判，是最后的最合理的评判。

一九四四年十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