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篇文章

我于一九三三年开始向《申报》副刊《自由谈》投稿，在这之前，大概还写过些什么，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也不知道发表在哪里了。就《自由谈》而论，最早的是六月四日那一篇，题目叫做《故乡的雨》，也许这就是我的第一篇文章，所谓“处女作”吧。

多么苍白、多么幼稚的“处女作”呀！

不过文章所写的心境是真实的。我由此记起，我的父亲于壬申除夕——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五日去世，按照习惯不能举哀，停丧度岁，合家惨然，这个景象宛然在目。我也由此记起，我在这段时间里遭人白眼，受人冷遇，心头有驱不散的寂寞之感，要想发泄。我并不赞成厨川白村的文艺是苦闷的象征，却同意高尔基说的：一个作者之所以动笔，是因为他在生活里看到了一些东西，一些他要叫喊——大声地叫喊出来的东西。我的体会正是这样。

那时候我确实想叫喊，大声地叫喊。

我的父亲是一个普通农民，生性纯朴，因为生活在社会底层，受不了贫穷的压迫，幻想能够冲破它。他不识字，也不懂得什么叫革命，他要改变的是自己的经济地位，认为通过个人努力，可以使生活大大改样。父亲劳动好，起早落晚，很少休息，辛苦地维持着一家的生活。他懂一点针灸技术，往往半夜被人叫醒，提着灯笼，赶到十几、二十里外去治病。据说最拿手的是当脐一针，能使垂死的人苏醒起来。在农村，有这点本领可以发家致富，而父亲却说农民的根基是土地，看病为了行善，不是行医，病家的钱他分文不受。他固执、倔强，有自己的朴素的信念，简单的生活准则，并且牢牢地守住了，毫不动摇。

对于农民份内所得，父亲是珍惜的，连拉垃圾都不轻易放过。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母亲后来告诉我：一次，他从镇上租来航船，和伯父一同进城积肥，肥积多了，船身吃水过重，归途天黑，风雨交作，终于在河道开阔处沉没了。伯父凫水逃命，父亲用肩膀抗住船舷，使出浑身力气，要把沉船翻过来。他竟没有想到，垃圾沉落水底，垫入河床，已经什么都没有了，而他还惦记着，苦苦挣扎，直至闪了腰。以后转成疾病，每逢阴天，往往发作，逐渐影响健康，无法再在水稻田里劳动。最后，他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愿，和心爱的土地告别了。沉船是他一生命运的缩影。

我应当怎样说明这个变化呢？没有信念的生活是空虚的，有了信念而仍然违背它，那就不仅仅是空虚。人，实在太容易受感情的欺骗了。父亲不能下田以后，认为弄点钱加入本村碾米厂，便能维持个人，维持家庭，维持自己和土地的关系——因为这可以不离村子，不离稻谷，也不离劳动。然而父亲错了。加入了碾米厂，思想渐渐分化，他和土地出现了精神距离，而且这距离一天大似一天，终至互相脱节，完全隔绝，父亲把自己孤立起来了。接着，又在经济上受骗，碾米厂破产，他分派到一笔并不很小的债务：限期偿还。

怎么办泥？

父亲卖去两亩田，典掉几间破屋，又东挪西移地借了好些债。生活却毫无着落。此后几年，省吃俭用，当的当，卖的卖，全靠母亲一个人支撑着。我决定中止学业。母亲希望我回乡，我也愿意重还土地的怀抱，可是不成，
巨大的欠债把我的退路堵死了。有一段时间，我一面读书，一面为工作奔走，心里却总是印着童年时候的故乡。

在学校里我有两个最好的同学，三人相约不进外国人兴办的洋行。我把这个承诺看作自己的信念，像父亲一样固执，像父亲一样倔强，我为职业花去很多时间。当我终于找到工作，父亲已经神经错乱，举止也有点失常了。

他负了许多债，却说是别人欠他钱，见人就讨：

“你欠我十元钱，还我吧！”

或者：

“那笔帐，你先还一半吧！”

母亲害怕他惹事闯祸，将他反锁在屋子里，不让他出去。惯常他是比较安静的。一个人支起下腭坐在那里，不言不语，像罗丹的杰作《思想家》似的在探索什么；有时却变得烦躁，不安，在室内来回踱步，像一匹关在笼子里的狮子。甚至叫嚷：“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找到了，许多钱，他们欠我的，骗我的，全在那里，我要放我出去！”

他双手抓住门框，嘎嘎地摇着。

父亲的病绵延了三年，时好时坏，到一九三三年一月，留下四百块钱债务，一撒手归去了。临死之前，他还说别人欠他的钱，骗他的钱，他挣扎着要起来去讨，嘴里说着：“你们不要走，你们还我的钱，不要走，”

真的，门外有几个人站着，在那里探望，他们没有走。不过这些人不是他的债务人，倒是他的债权人，他们是来向他，不，向我，向我这个当时还不满二十岁、一下子便成了债务承继人，来索取四百块钱欠款的。

天哪！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甚至也弄不清楚：究竟谁是债权人，谁是债务人；是父亲欠了这个社会的债，还是这个社会欠了父亲的债呢？我怀疑，我困惑，悠悠者天，啊！我完全给弄糊涂了。

带着这个疑问我回到上海，将已经支离破碎的家抛在乡下，我没有忘掉它，纯朴的人类的母亲——土地，在召唤我。父亲一死，三年前一度想回到土地怀抱的愿望又点燃起来。上海是兼旬的雨，淅淅沥沥，打窗飘瓦，解不开我心底的寂寞。我把这点感情移到纸上，这便是《故乡的雨》，投寄给《自由谈》。在第二篇《人死观》里，我写到父亲的死，而以后陆续发表的《回忆》、《海》、《怀乡病》，都是《故乡的雨》的衍伸。生活里经常出现矛盾。工作在有几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上海，而我竟生起怀乡病来，这确是个大矛盾。

说到底，我毕竟还是农民的儿子啊！

一九八二年三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