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与学文

我没有念过私塾，那时教育制度已经改革，实行的大概是壬子癸丑学制吧，现在也说不准确，但不会是光绪二十八年最初颁布的壬寅学制却可以肯定，全部学程分五个阶段：初小、高小、中学、预科、大学。初小有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到高小才加上理科、本国史地和读经。我也没有较多的读书的机会，从高小到初中，三易其校，读了四书中的两部：《论语》和《孟子》。

清代章实斋（学诚）说过：“六经皆史。”最初教我四书的老师把《孟子》看作文章规范。认为这部书在四书中最有特点，笔墨酣鬯，气势磅礴，可以从中学习作文的方法。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对的。后来我读到章实斋那句话，以及《文史通义》对桐城派的批评，觉得气势之类很空疏。桐城自称宗韩，而韩愈的文章又师自《孟子》，渊源分明，难怪有些人要将它们串连起来，表示深深的不满了。

我没有去研究文章规范，却很欣赏“六经皆史”这句话，以为这是经过分析与思索的恰当的判断。但我又想，既然“六经皆史”，那么，读经课所教的后来列入十三经之内的这四书，不也正是历史吗？应当把《孟子》当作历史读，应当把《论语》当作历史读。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果然发现许多原先没有注意或者注意得不够的材料：生动，有趣，充满着社会生活的细节。譬如说“出疆载质”，它告诉我历史上“官迷”们奔走钻营的法门，“瞰亡往拜”，则又描出了官场酬应的勾心斗角，至于“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那简直是装聋作哑，自欺欺人，昧着良心说瞎话了。然而这的确是历史——白纸黑字的活生生的历史，可以用来解释古书上许多没有解通的疑难。它们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因此佩服章实斋的《文史通义》，也佩服同样是研究史学的唐代刘知几的《史通》，以为它们虽有缺点，却仍然不失为研究历史的名著，在往后的岁月里，一直是我时时翻读的两部书。

还有比这更重要的是，从那时开始，我对历史发生了兴趣。我在自修生活中一度舍哲学而就历史，后来又少写杂文去做编写文学史的准备，都和这点有关。一九三四年底，上海有家期刊征文，题目是《一九三四年我所爱读的书籍》，我填了韦尔士的《世界文化史》，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声明在所读的历史书籍中，还没有遇到心爱的书，比较可以看看的只有这两部。最近翻到这本期刊，回想当时，大概我已经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开始在阅读历史了。

感谢鲁迅先生的关怀。我的答复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号期刊上发表以后，同年四月十九日，他在写给我的信里，把《清代通史》和他认为“还好”的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并论，但又指明：“大约萧一山的那一种，是说了一个大略的。”接着提出《清代文字狱档》那样的原始材料来。鲁迅先生是重视政治的。在这句话里，显然还保持着他慨叹“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的基本观点，同时，也说明他不满于一般历史书只记概略，而不写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的缺点。

就说我提到的那两部历史吧。萧一山专治清史，十九岁到北京，博览群籍，受知于新会梁任公（启超）。任公介绍他到清华教书。少年得志，睥睨一世。我读到的《清代通史》，推荐时还只出版了上、中两卷，平心而论，
在新编的历史书中，这算是资料丰富的一部。倒是韦尔士的《世界文化史》，比起我稍后读到的伊冈·福利得尔(EgonFriedell)的《现代文化史》来，似乎逊色一点。后者从欧洲文艺复兴谈起，时间较短，材料集中，写来精辟周详，文采斐然，的确引起了我对历史的更加强烈的兴趣。

其实鲁迅先生的关怀也不是突如其来的，许多伟大人物都主张读史，他同样认为青年人应当读一点历史。我最初和他见面，向他请教自学方法，他学过马克思主义，却谦虚地说自己不懂理论而喜欢历史，如果有一点理论基础的话，也是从学习历史经验中得来的。因此，鲁迅先生也很注意执笔者的立场和观点，告诉我《唯物史观世界史教程》对初学者颇有好处：简单，明了，容易接受。我很想读这一类书，渴望从书里学习研究历史——乃至整个治学的方法，因为我知道方法论不单单是方法上的问题。可惜那时这部书还没有中译本，我又没有能力阅读原文，常常为这点而感到苦恼。

《文史通义》之外，我读得较多的是刘知几的《史通》。作者认为史学家应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个长处，而以“史识”为最要，他还提出“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的主张。一个生活在一千三百年前封建统治时期的古人，能有这样见解，我觉得十分难得，虽然他的“史识”不一定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立场和观点，但以客观的态度从众多的事实中选取自己所需要的材料，提要勾玄，去芜存精，总不免和执笔者的主观修养有关，那该是必然的吧。刘知几的最大毛病，看来也和章学诚一样，虽然立论妥帖，但到具体论述一部史书的时候，有时精辟，有时却流于诡辩。章学诚被讥为刑名师爷，刘知几写了《申左》，以袒护《左传》闻名，他指出这部编年体史书的许多好处，最后连缺点也说成优点，而对纪传体史书却多所责难，对中国第一部通史《史记》的开创性意义，不仅说得不够，相形之下，甚至有点不公允和不恰当，他走了偏锋。

《史记》有的材料采自《世本》，体例也有承袭《世本》的，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不过司马迁还是采录公家文献，进行实地采访，对原有事例多所增益。在《陈涉世家》里敢于肯定群众起义的作用，依我看，主要是采访的时候听了民间的传闻和叙述。“文惟恐其不出于己，史惟恐其不出于人”，正是中国的传统。《史记》承用旧文，不事改饰，刘知几认为作者不过“整齐故事”，虽非毫无根据，却说得过分了一点。编年以时为纲，纪传以人为纲，司马迁着重经营的是人，通过人来表现事的衍变与发展，而我们觉得真实生动、富于文采的片段，也往往正在列传、世家那些篇章里。

由于司马迁的文才，中国古代文史不分的现象，到《史记》更为突出。这部历史名著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名著。就文艺修养而言，在这之前，我已经读过诗，学过画。诗，一开始因为惑于“美人香草”之说，读的是王次回的《疑雨集》和《疑云集》，后来觉得他格调不高，转到唐人温（庭筠）、李（商隐）一派。但我不能忘情于清人黄仲则，一部《两当轩集》常在手头。读了《史记》以后，文学的兴趣转向汉魏六朝，尤其喜欢曹孟德父子和陶渊明，虽然抒发性的诗歌仍不免流于空疏，但就思想感情而言，从色彩到音调，都已褪去了像《都门秋思》诗那样的衰飒、忧郁与凄苦，尽管黄仲则艺术上的举重若轻，潇洒自如，直到今天，还使我惊异和叹服。

我的艺术感情的确起了很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更大地表现在我对美术的关系上，我完全放弃了对中国画的学习，中止画画，使自己成为仅仅是美术的鉴赏者。我年轻时学过画，当初认
识一位老画家，他是个回族，生性朴讷，态度和蔼，擅长山水画，是清末名画家陆廉夫的门人。我和他的儿子同学。星期天到他家，进门一阵寒喧，老人二话不讲，便从柜子里取出裁好了的一尺见方的高丽纸，一面展纸，一面磨墨，提起笔来作画，他全神贯注，伛着腰，嘴里“喏！喏！”地向我示意。我目不转睛的看定纸面，随着笔端的移动，有时出现一拳怪石，有时出现几株远树，格局简单，自成片段，一幅幅都是意趣盎然的速写。至于怎样皴，怎样点，运笔侧正，着墨浓淡，他从来不讲，只是“喏！喏！”地让我自己去观察，去思索。

但他是严肃的，一丝不苟。我要上去给他磨墨，他不许，给他添纸，他也不许，只是让我站在一旁，屏息静气地看他运笔。画完之后，我将这些带回住处，照样临摹，下次连同摹本一起送过去，他反复端详，一一为我指出不合格的地方。

可惜这样的日子不长，终于因为职业关系不得不停顿了，但我并没有中止学画，或者倒可以说更加用功些。我很喜欢王石谷（翚）。有正书局玻璃版印的画册买不起，又不知石谷有什么文字著作，只得找和他同时驰名的王原祁《雨窗随笔》和恽寿平《南田画跋》来读，后一书里果然有不少是题石谷山水的，而且引了两人之间论画的原话，我对“追踪先匠”、“直逼古人”之类没兴趣，只有一处，论及临摹古画，题跋说：“其最不同处，最多相合。李北海云：‘似我者病’，正以不同处同，不似求似。”我觉得这段话很好，说出了临摹的要点。直到读了《史记》，才又将“摹巨然”、“师黄鹤山樵”等等根本否定。心里想：司马迁用文字写一部历史著作，尚且要游览天下名山大川，使文章有奇气；我画山水，怎能老是跟着古人，从书本讨生活，弄这些纸上烟云呢？我决定放弃学画，正如向古典诗歌吸收营养一样，也向美术品——后来还加上西洋的：米开朗基罗、鲁本斯、伦勃朗、罗丹、马蒂斯和毕加索，汲取自己需要的东西，以培养感情与兴趣，我于是成为一个美术——不，应该说是艺术的鉴赏者。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