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会见鲁迅先生

我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是十几年前，在上海三马路（汉口路）古益轩菜馆里，这菜馆的闭歇恐怕将近十年了吧，然而说来奇怪，我却至今还记得这店名。其中自然是有些原因的。那时候我还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想到将要会见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碰巧在名称起得这么“古色古香”——甚而至于还有点“古怪”的菜馆里。在接到请柬的时候，不免想了一想。也许就因为这一想，我才把菜馆的名称记住，直到现在还不曾忘掉了。

否则决不会有这样好的记性。

请柬的具名人是黎烈文，其时他正编着《申报》副刊《自由谈》。《自由谈》并不是同人刊物，我不过偶尔写些短稿，每月四五篇，就这么作为彼此之间的成例。旧的一年过去了，要让投稿者有机会欢叙一下，编辑先生就自掏腰包，请起客来。但一面似乎也是为郁达夫先生夫妇饯行，因为当天下午，他们要回到杭州的风雨茅庐去。

那一天我到的不算迟，然而先我而至的已经有好几位，除了主人黎烈文外，还有鲁迅先生，钱杏邨先生，郁达夫先生夫妇。随后来的是胡风，接着是曹聚仁、徐懋庸、陈子展诸先生，到得最迟的是林语堂、廖翠凤两位，当他们夫唱妇随的走进来时，我们入席已经好一会儿了。

鲁迅先生很健谈。经过介绍之后，他笑着说：“唐先生做文章，我替你挨骂。”

“周先生知道陈代是谁吗？”我有点局促不安地说。“大概是邵洵美吧。”黎烈文在一旁插嘴。“我看他还做不到这样。”鲁迅先生回过头来说，“《现代》上又有一篇

在骂你，见到没有？”

我说已经见到。鲁迅先生接着便问我是不是姓唐，我告诉他用的是真姓真名，他哈哈地笑着说：“我也姓过一回唐的。”

这指的是他曾用唐俟这笔名。据说周、唐、何源出一系，所以他间或还署“何干”或者“何家幹”。“干”和“家”似乎和光复会的代号有关系，因为鲁迅先生曾经加入光复会。那天他穿的是蓝灰色华达呢皮袍子，黑色橡胶底跑鞋，上半截是老人，下半截是青年，从服装看，是很不调和的，然而我必须修正自己的话，在他身上，这一切实在太过调和了。

他是一个永远年轻的老人。

我开始觉得这老人的可亲。他慈祥，然而果断；说话有分量，却无时不引人发笑。大家围坐一桌，七嘴八舌的谈起来：从骂人谈到批评，从检查谈到翻译，从暴露文学谈到人肉馒头，鲁迅先生后来在文章里说的：有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鲁迅先生说，“我是自己先抽去几根骨头，否则，连‘剩下’的也不剩。”（《花边文学·序言》）就是吃饭前围坐闲谈中讲到的。他的意思是，作者倘不先将犯忌的内容避开一些，文章就根本无法发表，那是连“剩下来”的也不剩了，凡是那时投过稿的人都有这体会。接着谈到《水浒》，谈到新近将这部书译成英文的赛珍珠，林语堂连声吹捧，赞不绝口，他说《水浒》里切口土话太多，很难翻译。他校读了赛珍珠译本的第一回，除了有一处将朝廷的“朝”误译成朝见的“朝”
(Presence)外，找不出什么错误，不像过去，有人竟将武松打虎时称老虎为大虫，直接译成GreatWorm，弄得狗屁不通。郁达夫先生笑着说：

“这样说来，李逵嘴里的‘鸟官’，就该译作BirdOfficer了。”

大家听了都哄笑起来。林语堂接着又夸奖赛珍珠，说多亏她的译本，使这部名著全球闻名，出版后国外评价很高，哄动一时，甚至有人比施耐庵为荷马，想不到中国也有《伊利亚特》、《奥德赛》那样的作品；不过赛珍珠本人很担心，因为书里写了开黑店，吃人肉，正当“小猪八戒”、“闲话扬州”案连续发生的时候，也许有人会说她有意暴露中国人的野蛮。

达夫先生说：

“那算什么！外国人一样吃人肉！”

林语堂又说《水浒》书名译得好，《四海之内皆兄弟也》(AllMenAreBrothers)，设想极妙，符合全书的精神。鲁迅先生表示不同意。他说：

“便是山寨里，也有主仆，有上司下属，哪里都称兄弟？”

席间，说话最多的是林语堂、陈子展、郁达夫三位，而每次谈到一个问题，鲁迅先生终有他精辟的意见。我不明白他头脑里怎么装得了那么多逗人发笑，引人深思的资料和见解！

席半，大家抽起烟来，这就又触动了《论语》派名士林语堂的话匣，不劝人不吸烟是他的信条，曾皇皇的公布在杂志上。这回碰到了烟不离嘴的鲁迅先生，他问：

“你一天吸几支烟？”

“大概很多吧，我没有统计过。”鲁迅先生回答，“你是不是替《论语》找材料？”

“我准备广播一下。”

“这其实很无聊，”鲁迅先生直率地说，“每个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本身便是件很不幽默的事，刊物又哪里办得好！”

这人名士不则声。据我后来知道，在这一时期，鲁迅先生对林语堂是很尽了一点诤友的责任的，有几次还吵得面红耳赤。他推崇他写《剪拂集》、被指为“学匪派”当时的战绩，却很不以他谈闲适、讲自我、提倡幽默为然。他以为林语堂应该做一些于文化真正有益的工作。他的英语根基好，可以翻译西洋的古典名著，这在中国是十分需要的。但林语堂却回信说，翻译是老年人的事情，自己现在还不至于要做这样的工作。他不但拒绝鲁迅先生善意的规劝，还暗暗地讥嘲鲁迅先生，讽刺他做翻译工作没出息。这样，鲁迅先生就只好保持缄默。直到他后来大骂左派，反对革命，完全在政治上暴露了本来面目，鲁迅先生就不再勉强劝告而从文字上公开给予反击了。

当时他不答腔，说明已经不愿回头。主人看到这光景，便把话扯开去，一面站起身来，殷勤地替郁达夫先生斟酒，映霞女士竭力从旁阻止，说达夫近来身体不好，遵从医生嘱咐，不能喝酒。子展先生问：

“到底是太太的命令，还是医生的命令呢？”达夫先生望着王映霞笑了笑。

于是两位太太就比起管家的本领来。自然，丈夫也在被管之列的。郁太太的是放任政策；林太太的是“科学”方法─—在太太管教之下，吃饭、散步、写稿，都有一定的时间。

大家不约而同的朝着林语堂看。

林语堂还是扯开去。他谈女人，谈贞操锁，谈雍正帝，谈旗人婚礼，一 直谈不完。

最后，主人说出主意来：要大家经常为《自由谈》写稿。

“你要是能登骂人的稿子，”鲁迅先生打趣说，“我可以天天写。”

“骂谁呀？”子展先生问。

“该骂的多着呢。”

“怎么骂？”

“骂法也多着。”

不知谁接上说；

“鲁迅骂的，终不坏。”

于是谈风又转到骂和批评上。鲁迅先生的所谓骂，除了揭发时弊，抨击反动，对国民党右派进行政治斗争外，对于个人，其实倒是思想批评和思想斗争深刻的典范，和粪帚式的随意糟蹋别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郁太太王映霞插嘴说：

“尽管周先生会骂人，却骂不过他儿子！”

大家便哄然笑起来。

“鲁迅的公子终不会忠厚的！”林语堂说。

鲁迅先生也笑着，一面又自己解释：“是的，我的孩子也骂我。有一次，他（指海婴）严厉的责问道：‘爸爸！你为什么晚上不睡，白天困觉！’又有一次，他跑来问我：‘爸爸，你几时死？’意思是我死了之后，所有的书都可以归他；到了最不满意的时候，他就批评我：‘这种爸爸，什么爸爸！’我倒真的没有方法对付他。”

大家又哄笑起来。

在述说着这样的故事的时候，鲁迅先生总带着和善的笑容，使人感到蕴藏在老人心头的爱。这爱是博大的。一直到后来，我听他讲“义子”的故事，讲顽皮学生的故事，以及讲着抱着单纯想法的革命青年的故事的时候，也仍然领会到同样的爱，反激起我曾经有过的同样的感觉。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初稿

附记：

这篇文章脱稿以后，从十年动乱发还的记录本中，发现当时写的几页手记。根据事实，修正一过，无论是出席的人，还是谈及的话，都较原来更为完备，更近事实，喜极记此。

一九七八年十月记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