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

我没有读过几年书。从小学到初中，却也有几位时时使我忆念的老师，他们教我识字，发音，告诉我做人的道理，指导我怎样获得生活必需的知识。他们都是平凡的人，诚恳严肃，循循善诱，希望我很快长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至今还感激他们。以后我没有再上学。但三十年代的报纸上，却说我是鲁迅先生的学生，叫做“鲁门弟子”。当然，能做鲁迅先生的学生是幸福的，光荣的，但我还不配，因为从来没有听过他讲课。有一次，当有人口头上这样介绍的时候，我根据上述的理由，站出来声明，说自己没有资格充当鲁迅先生的学生，虽然曾经向他请教，他也的确指导过我。那位介绍的人想了想，仍然说，这样看来，你该是他的私淑弟子吧。

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孔子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要说私淑弟子，古今中外，许多人都可以说是我的老师，即使是几千年前，几万里外，也都有我衷心钦佩和敬爱的老师在。我从他们的著作中获得了许多有益的东西，不过鲁迅先生的情形不同，我是专诚向他请教，他也是直接对我作答的，已经超越了“私淑”的范围。只是我从来没有称他为“老师”，也不曾以“弟子”自居，而是署上一个“后学”，表示是他的晚辈而已。

由于经济困难，我没法继续上学，十六岁报考上海邮局为邮务佐（拣信生），二十岁开始投稿，二十一岁认识鲁迅先生，那是一九三四年一月。其时我们六七个青年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有工人，有学徒，有店员，每人每月两毛钱，合起来买书读。记不起是在和鲁迅先生见面之前还是之后，读书会想请一个人来讲苏联工人的生活，这个人在莫斯科做过工，鲁迅先生认识他。介绍没有成功。我却从此和鲁迅先生通起信来，开始向他问难，求他指教了。

其实问的也不光是学业上的疑难，有很多涉及生活，比如和什么样人交朋友；怎样同书店订合同；能不能放弃职业专门写作；如何逃避邮电检查等等。后一件，是我告诉他许多情形，经过分析，他指示我一些对付的办法，十分巧妙。有人说，鲁迅先生写文章投稿有“钻网术”，能够打破国民党布下的检查网，其实他和朋友通信，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不过总的说来，我向他请教的毕竟是以学问上的问题为多。我想学习马克思主义，那时这类书非常少。我问鲁迅先生。鲁迅先生谦虚地说，他不懂理论，如果在这方面有什么收获的话，那是从阅读历史得来的，是从生活实践中不断“碰壁”碰出来的。也许当真是这样吧。我读鲁迅先生的文章，很少见他直接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话，而是以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周详缜密，正确深刻。不是在表皮上，却是在骨髓里─—使整个内容沉浸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光这一点，我就从鲁迅先生那里学到了许多受用不尽的东西。

至于他说自己不懂理论，从来没有关心这方面的书籍，一半是谦虚，一半因为他读的是外文或日译本。在他看来，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那些转译过来的中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内容不大可靠。他也不相信日译本，认为要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和革命文艺，总要懂点俄文才好，不过中国就没有一部较好的《俄华字典》，查生字只好用日本书，而且他们有专门研究俄文的杂志，可供参考。因此他觉得：花出三、四年工夫来，先学日文，带学一点俄文，倒是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他答应我过几天向日本人开设的内 山书店去要日文书目，然后寄给我。

一九三四年上海气候变化，闷热异常，据说是六十年来不曾有过的。七月二十五日，鲁迅先生午睡时受了风寒，头痛发烧，浑身无力，接到我信那天，曾到日本医生须藤诊所去看病，第二天，他又译书作文，看稿复信，和往常一样工作了。内山书店关于日文书籍的目录，是八月九日寄给我的，同一天，他还给一个青年看了四篇稿子，三篇转给《申报》副刊《自由谈》，一篇转给《中华日报》副刊《动向》，都附有介绍信。他自己得到的报酬是：“胁痛颇烈。”

尤其使我感动的是：根据鲁迅先生来信的说明，寄给我的日文书目，书名上加了箭头的，是书店老板内山完造所推荐，共计九种；鲁迅先生又在箭头上加圈，选了四种，那就是：《汉译日本口语文法教科书》、《改订日本语教科书》、《中日对译速修日语读本》、《现代日语》上卷。其它五种，他认为暂时可以“缓买”或不买。尽管鲁迅先生不说什么。我心里明白，他了解我的经济力量：邮局里一个普通拣信生，一下子买不起许多书。真的，他为一个涉世未深、自食其力的青年，设想得多么周到呵。这种体贴入微的做法，当然不仅仅对我个人如此，不过仔细想想，鲁迅先生的心意，已经远远地超过一个普通的老师了。

我从此常常向鲁迅先生请教。和过去的老师不同，也和我接触过的许多前辈不同，鲁迅先生之于青年，喜欢以平等的态度相待。他很少说“你应该这样”、“你不应该那样”一类的话，必要时他就讲一个故事，说一段自己的经历，借此启发青年，诱导青年，引起青年深沉的思索，使他们心悦诚服地感到一个人“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也就是说，在不知不觉中，青年们已经同意了他的意见，接受了他的影响了。鲁迅先生确实有惊人的魅力。

在外国作家中，我读了深受感动的，是高尔基的作品，那时我年轻，生活又不安定，自己偷偷地决定应该以他为榜样，一九三六年六月，高尔基与世长辞，我写了哀悼的文章。十月十九日下午二时，有人打电话告诉我鲁迅先生逝世，我说这是谣言，听不得。回家接到正式通知，顾不上吃饭，立刻赶到万国殡仪馆，胡风同志陪我到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鲁迅先生安静地躺着，很久很久地，我站在他遗体的前面，沉默无言，泪下如雨。

第二天，我撕下两块白布，不顾平仄对仗，挥笔写了一副挽联，大概是至哀无文的缘故吧，实在写得很潦草，很粗浅。那联语是：

痛不哭，苦不哭，屈辱不哭，今天诚何年，四个月前流过两行泪痕，又谁料，这番重为先生湿；

言可传，行可传，牙眼可传，斯老真大老，三十载来打开一条血路，待吩咐，此责端赖后死肩！

有人说鲁迅先生是中国的高尔基，我在挽联里把两人放在一起，却并无这意思。只因钦佩高尔基，又非常爱戴鲁迅先生，我从他们那里得到过许多教益。从我年轻的时候开始，他们的形象已经楔入我的心坎，无论面领私淑，他们都是我的老师，都是我永远永远地心爱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