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位于伦敦北面五十英里。汽车在开阔的公路上疾驰，我一面和亲自驾车的卜立德教授(Prof.D.E.Pollard)闲谈，一面向车窗外面眺望。这一带是平原，除了因成熟迟早而呈现颜色深浅的麦田外，几乎都是长着蔓草的野地，一望无际。远处出现茂密的树林，一座接着一座，交错重叠地将地平线切断。据说伦敦是很少见到太阳的，现在它却通过云层洒下熹微的光亮，好像有意要对远客表示一点温存。空气清新极了。我觉得这个地方似曾相识，什么时候已经来过。对了！我突然想起：这是庚斯博罗(T.Gainsborough,1727—1788)或者康斯太勃尔(J.Constable,1776—1837)的风景画，一种恬静安谧的气氛使我陶醉，如果不是坐在卜立德教授现代化的小卧车里，我怀疑自己进入了画家的笔底，不知何时开始已经成为淳朴的大自然的一部分了。
从路边的计程牌看出，十英里，五英里，三英里，剑桥已在眼前。车子驶过剑河上面的拱桥，从达尔文博物馆拐弯，不久便在一座楼房的入口处停下，这里是纽南姆学院(NewnhamCollege)的大门。第二十八届欧洲汉学会议将在附近小礼堂(LittleHall)开幕，代表们就住宿在这个学院里。
剑桥大学是英国最高学府之一，与牛津齐名，它一共有三十个学院，整个剑桥城就为大学──或者说三十个学院服务。每个学院都是独立的实体，各有一套行政和编制，名义属于剑桥大学，向校本部注册。剑桥大学按照旧例不招女生，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几个新设的学院如丘吉尔学院、达尔文学院实行男女同学，老资格的王家学院学生起而响应，别的几个跟着效法，这个风气有所转变。纽南姆原是达尔文孙子的庄园。达尔文学院成立以后，它不招收普通大学生，接纳的是具有大学毕业程度的研究生，纽南姆专供女研究生住宿和活动。暑假开始，研究生回家或到欧洲大陆旅行，宿舍空着，正好出租以供各种学术会议的使用。
我住入西楼二十三号，在第四层。这一层有八个房间，一室一人，小而精致。每个房间结构不同，但都有壁橱、衣柜、书架、沙发和盥洗设备。全层另有三个浴室，一个厨房，可随意使用。同住的有欧洲汉学会秘书长法国施博尔（舟人）、欧洲华人学会理事长黄祖瑜、李学勤和我，还有几位来自波兰和西德的客人。我的房间面向西南，有两个窗，可以看到街对面的楼房，宅旁的花园和草地。英国一般楼房高四、五层，红砖砌成，尖顶，有大烟突，长窗上端作圆穹形，也有方形小窗，窗棂一津漆成白色。伦敦新造的高楼大厦除外，我在沿途看到的旧建楼房，外表都是这个格式，我想，这大概是英国人的习惯和爱好吧。
当晚会见主人剑桥大学东方学系英国鲁唯一(M.Loewe)先生，欧洲汉学会会长瑞典马悦然教授(Prof.N.G.D.MalmQvist)。并结识和会晤了不少新朋友和老朋友。英国的李约瑟教授、美国的拉铁摩教授也参加了，熟人有法国的儒尔曼教授(Prof.R.Ruhlmann)、苏联的索罗金博士(Dr.V.F.Sorokin)。还有许多华侨或华裔学者，例如来自法国的法国国家科学院比较法学研究导师钱志豪博士、用三十年时间完成《红楼梦》法文全译本的李治华教授、来自比利时的史云教授、瑞典的黄祖瑜教授、荷兰的马大任教授，汉学硕彦，济济一堂。尤其可喜的是近年涌现出来的一批年轻汉学家，也都踊跃参加，他们多半是研究现代中国的。就研究项目而言，现代中国逐渐取替古代
中国，这是当前汉学界一个引人注目的动向。这次会议的讨论中心原定两个：一是国家机器，二是道教。出于年轻成员们的要求，后来又增添了现代中国的项目。在文学论文方面，收到的提纲就有：谈易卜生对中国话剧发展的影响，论戴望舒与“现代派”，评王蒙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介绍中国朦胧诗派和关于“朦胧诗”的讨论。马悦然教授是已故著名汉语音韵学家高本汉(B.Karlgren)的入室弟子，本身也是汉语音韵学家，他为研究川康语音，曾在四川乐山住过两年。这次却也另选科目，
作了题为《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报告。毫无疑问，汉学会议是学术会议，这些专家们也确乎是爱好文学的，但这里还有个总的背景：人们迫切地希望了解今天的中国，尤其是通过文学作品了解中国的社会和人民。我从潜在的气氛中深深地觉触了这一点。
剑桥的夜是安静的，但我感到兴奋和激动。
第二天一早，一位年轻的法籍华人约我到门外散步。我们沿着新盖的历史系大楼迤逦南行，路两旁，不是草坪便是花圃，时而可以看到含露欲滴的玫瑰，在清晨的一片秀色中，像娴静的少女般盈盈微笑。还不到大学图书馆，我们折入一条不准行车的小径，边谈边行，除了送报的，送牛奶的，没有碰到任何人。我们缓步走到剑河沿岸—─那个有名的叫做“后背”(TheBacks)的地方，这里正是王家学院的楼群，仰望它的古朴而美丽的教堂(King'sCollegechapel)，这座保留着中世纪艺术风格的建筑，虽然规模比不上西敏寺和圣·保罗，却也显示了英国古老教堂原有的特点。剑桥每个学院都有教堂，在所有教堂中，王家学院教堂有它突出的声望，不光建筑，重要的是它的唱诗班。这个学院在全国八岁到十三岁的学生中，挑一些嗓音好、有音乐天赋的少年儿童，集中训练，然后择优选拔到唱诗班里来，这样，它的童声合唱不仅饮誉全英，而且闻名于整个欧洲。我有个印象：一个人完全可以坚持无神论，不信宗教，但要研究欧洲古代文艺，却不能同宗教一点都不接触，因为所有美好的文学、音乐和美术，几乎都集中在教堂里。我为追踪诗人徐志摩的往迹，后来专程游览了剑河“后背”的中段地带，参观了王家学院和三一学院(TrinityCollege)，包括前者的教堂。这是一座有许多浮雕和壁画的歌特式建筑，后墙中间挂着鲁本斯(P.P.Rubens,1577—1640)画于一六三四年的《朝圣图》，被公认为他的代表作之
一。那天正好是星期五，傍晚时分，白烛辉煌，一群俊秀的少年身穿红袍，外披黑褂，左右分列两行，在祭台高处那架有名的大风琴伴奏下，以柔嫩清越的声音，唱出了涤荡尘怀的赞美诗。使我出神的不是它的歌词，却是它的音调，这不是宗教的而是生活的，就像鲁本斯的代表作是世界名画一样，赞美诗在这里也屏除了教会的色彩，而成为单纯的音乐。我越发坚定了自己的印象和想法。
汉学会议是紧张的，大会和小组结合，小组又分三处进行。我要领略剑桥风光，只有每天清晨和一星期内不多几个可以偷闲的黄昏。同当年的徐志摩相比，完全不同，他在剑桥选课听讲，如他自己所说：“我那时有的是闲暇，有的是自由，有的是绝对单独的机会。说也奇怪，竟像是第一次，我辨认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曾经有多少个清晨我独自冒着冷去薄霜铺地的林子里闲步──为听鸟语，为盼朝阳，为寻泥土里渐次苏醒的花草，为体会最微细最神妙的春信。”他花了整整一个学年时间，这才接近真正的生活，慢慢的“发见”了剑桥。我不会有这样的闲暇，更不
会有这样的自由和单独的机会，但我还是想用短促的余暇，巡游一下徐志摩流连过的所在，证实一下他所“发见”的剑桥。因为我最初知道剑桥，不是在大不列颠地图上，而是在徐志摩的诗和散文里：
看一回凝静的桥影，
数一数螺细的波纹：
我倚暖了石阑的青苔，
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
难忘七月的黄昏，远树凝寂，
像墨泼的山形，衬出轻柔暝色，
密稠稠，七分鹅黄，三分橘绿，
那妙意只可去秋梦边缘捕捉；
我到剑桥正是七月。岸畔金柳，水底青荇，景色依稀如旧。傍晚辰光，天边那点七分鹅黄、三分橘绿的暝色，在一片澄碧的大幕前，也像梦一样慢慢地飘进我的楼头，我看不见远处的黄牛与白马，但我看清了绿草丛中的星星黄花。我的脑海里出现那个在草坪上坐着，“有时读书，有时看水，有时仰卧着看天空的行云，有时反仆着搂抱大地的温软”的诗人，毫无疑问，这是真的，它是剑桥的一部分，是我想象中美丽的大自然的一部分。
徐志摩于一九二○年从美国来到英国，本来打算充当三一学院导师伯特兰·罗素(BertrandRussell,1872—1970)的研究生，在他指导下读点书，做点学问。不料罗素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反对战争，主张和平，以及个人的离婚案件，被剑桥大学除名，取消了他带研究生的资格。志摩只得在伦敦流荡，以后才经人介绍，改入剑桥的王家学院。其实他到英国的时候，罗素正应讲学社之请在中国演讲，受到梁启超、汪大燮、赵元任等热烈的接待。讲学社为了欢迎他，还特地出版《罗素月刊》，按期刊登他在中国的“五大讲演”——实际上只是他的两部著作：《哲学问题》和《心的分析》。他没有讲最拿手的数学和逻辑，说明那时他已转向社会问题。那么，如果诗人徐志摩能够在罗素指导下读书，如果他知道被剑桥除名的罗素在中国大受欢迎，他将会怎样呢？尽管志摩的感受是真实的，但我想指出：他所“发见”的不过是自然界的剑桥，而不是人类社会的剑桥，这样说大概不算是过分吧。
我并不认为徐志摩必须在他描摹自然的散文里同时陈述人事，我只是说，在我短暂的逗留中，知道剑桥还有许多值得一提的人文方面的掌故，不仅仅罗素的事情。英国的大学以能培养杰出的人物为荣，剑桥和牛津更是如此。我参观的两个学院就曾出过许多有名的人物。王家学院原来只收贵族学校伊顿公学的学生，英国的教育制度不废体罚，伊顿尤其这样，如果人们读过安·莫洛亚(AndreMaurois,1885—1967)的《雪莱传》，就会知道诗人在学校里为了猛烈反对专制手段竟被称为“疯子雪莱”，而那个校长，却因打过当朝历任首相、大主教以及将军、诗人们的屁股而受到人们普遍的尊敬。王家学院是伊顿公学的高级阶段，多数首相、大主教就是在这里加工完成的。至于三一学院，一进大门，我就看到几个高大的雕像：科学家牛顿，历史学家麦考莱，小说家萨克雷，诗人拜伦、丁尼逊以及牛顿的老师数学家巴罗。这些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菁华——我们大家熟悉的英雄。丁尼逊(A.Tennyson,1809—1892)是英国的桂冠诗人，他为哀悼其亡友哈兰而写的长诗《回忆》(InMemorium)，有些片断选作教材，我在年轻时曾经朗诵过。这首长诗和密尔顿的《莱西达斯》(Lycidas)、雪莱的《阿堂内斯》(Adonais)、
亚诺德的《德立西斯》(Thrysis)并列为英国的四大哀诗，经常受到评论家的称引。说到数学家巴罗，人们常将牛顿对他的知遇之感同达尔文受益于亨斯洛相比。巴罗为使牛顿及早成名，自己辞职让他接任，这个二十六岁的青年破格当上了三一学院的教授；达尔文初进剑桥基督学院，立刻受到著名植物学家亨斯洛教授的青睐，他们经常一起散步，一起谈话，一起采集甲虫的标本，以致人们不用姓名，习惯地叫他为那个“同亨斯洛教授一起散步的人”。他们常常沿着剑河漫步，一直走到我们现在住宿的、一度成为达尔文孙子庄园的纽南姆，而当年采集的甲虫标本，据说就陈列在附近的达尔文博物馆里。这样说来，无论从文学还是从科学看，自然界的剑桥又是和人类社会的剑桥密切地结合着的，志摩只写剑桥的自然，不涉及人事，似乎不是偶然的了。在剑桥召开的每天紧张地讨论人类社会生活的汉学会议上，触景生情，我不由自主地多次想到这问题。
我想，这大概是同诗人本身的气质和修养有关的。便是对自然，虽然徐志摩自说有时这样，有时那样，但实际上看来还是“仰卧着看天空的行云”时候多，而很少“反仆着搂抱大地的温软”吧。人们不大能从他的作品里嗅到大地的气息。听！在历史的重轭下，他唱得多么轻松洒脱呀！低低的这是诗人的声音：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日追记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