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木斋

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

鲁迅：《忆韦素园君》

写下了这题目，自己也不免犹豫起来，我能说些什么呢？对于木斋，虽

是要算比较接近的，在留沪的朋友中，我和他是交往很早的一个。然而我又自知还不够懂得他。加以臆揣，也许会失去故人的面目；缄默着呢，则又有负于八九年来的交情。我还是回到过去，来追怀一下尘封了的往事吧。不幸现在又得味尝这心头的苦汁了。

我的认识木斋，大概是由于懋庸的介绍，然而已经记不起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了。他是黎烈文主编《自由谈》时的写稿人，但《自由谈》的几次宴客，似乎并没有他在内。留在我脑子里的最初的印象，是他已经坐在我的赫司克而路寓所里吃饭了。和他同来的是懋庸和子展。其时子展因为和某著名文学杂志的编辑有了一点误会，他打着湖南腔，盛怒地叙述事情的经过，说到气上的时候，就拍一下桌子。懋庸含笑阻止他，有时也参插几句自己的意见。木斋是端坐一旁，静默着，好像一座兀立的孤山。我爱子展的率直，佩服懋庸的聪明，却又尊敬木斋的深沉。作为一个战士，我以为这深沉就是他的倔强的底子。

而木斋也确乎有点落落寡合的样子。除了我们三个以外，当时和他较为接近的，还有一个是曹聚仁。曹君忙于课务，奔走于各大学之间，一面还得跟他的“皮德列斯”去谈恋爱，很少有和朋友闲叙的工夫。然而对于木斋，他却是由衷地佩服的，一碰到古书上的疑问，立刻会想起木斋来。我想，这不但因为木斋娴于旧学，记忆力好，其实还因为他对于旧学抱有崭新的见解的缘故。

不过木斋的娴于旧学，是并不自求表见的，证据之一是他从来不在自己的文章里抄古书。这好比弄了十年辩证法，却决不生吞理论，活剥教条，如时下的“新进批评家”或“前进诗人”那样，替自己贴上沾沾自喜的封条。他的融会进步理论，也正如贯通古籍一样，是一种刻苦深湛的功力。他学习着，战斗着，跟随这两者以俱来的是：他进步着。

所以当时的木斋的文章，多半已经启示了精练的一路，其立论的周到，观察的细密，就为同辈的杂文作者所不及。懋庸曾和我谈及诸家的文体，我们一致以为最少毛病的是木斋。可是有些读者的批评，那时和现在也并不两样，就是所谓晦涩：读不懂。我想，这是当然的。我们所处的是一个这样复杂的社会，木斋而能为人人所懂，那才是奇怪透顶的事实，而且也将失去他的作为一个战斗的社会科学者的意义了。─—因为由我们看来，与其说他是一个文学家，毋宁说他是一个哲学家或者社会科学某一方面的专业工作者。

木斋在《自由谈》上发表的文章并不多，作为他的战斗的阵地，倒是曹聚仁主编的《涛声》—─一张乌鸦为记的刊物。那时还流行着一句术语，叫做乌鸦主义，木斋曾经加以诠释，说这是“既不会如喜鹊般的报喜讯，又没有八哥学舌的本领”，只能“看看左右，瞧瞧前后”，苦叫几声，给沉醉着的人们报个凶讯的主义。因此《涛声》上多的就是鲁迅先生所谓“赤膊打仗” 的文章，而木斋却是此中的骨干。

使人叹息的是所报的凶讯竟又这样的灵验。

作为木斋文章的知音，我还可以举出望道先生来，在他主编的《太白》上，木斋也是写得较勤的一个。在这一时期里，他的思想愈趋成熟，立场也更为鲜明了。他以壮年的心力，目击民族的灾难，拿起秃笔向人群呼吁，即使贫病交迫，曾不稍事休息。后来的主编《火炬》和《晨钟》，力撑《世纪风》和《浅草》，又何尝不是他的辉煌的战绩的一斑！

西安事变后数天，我们三个又在子展的家里晚饭，其时懋庸正患腹泻，能喝酒的只有子展和木斋。那一晚，木斋似乎很高兴，他喝了不少酒，也说了许多话，时代的曙光已在远处晃动，它也照亮了我们这个寂寞的朋友的心境了。这是古国的黎明的开始。

然而木斋的寂寞，是并不显得忧郁的，他也常有笑谈，又力持镇静，决不在朋友或仇敌之前，稍有一点轻率的透露。战时生活的高涨，使他渐陷绝境，而他却以更艰苦的工作来作为无言的答复；不幸他终于病倒了，又是那种急需休养的肋膜炎，而他却以“不服药，不休养，支撑着支撑着”，来作为无言的答复。他说：“支撑到几时呢？我不知道。只要我一天不病，我也就支撑一天。”又说：“生命在支撑中一天一天被剥蚀着，倒不完全是在病中，而是在由来已渐的平时。”他就这样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我想，木斋是可以不朽的。连涂上粉脸的人也在称颂他的倔强，因此，木斋的倔强也是不朽的！

木斋将与倔强而同在！

他的对朋友，诚实，恳切，讲究信义，决不敷衍，早已为大家所周知；而城狐社鼠，横加嘲笑，却少有感到疲倦的时候，这就是他们真正的面目。木斋曾在背后批评我道：“他总爱做一些吃力的工作。”是的，我将依旧吃力地做下去，有生之年，决不吝惜自己的对于爱憎的投掷。

呜呼，相知十年，萃于一语，对着故人遗像，我还有什么话说呢！

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