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宋同志

大约是去年春天的事情吧，方行同志从上海写信给我，谈了一些“四人帮”控制下的遭遇，并说，再过一年，就是许广平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了。应当写点什么才好，阅后怅然久之。回忆一九六六年春，我因第二次心肌梗塞，住院已将半年，除了随身陪伴的家人外，医院谢绝探视，一直过着仿佛是与世隔绝的生活。春天冉冉地逝去了，我在护士管制下一个人住在那里，什么都不准看，什么都不准读，有时心里实在闷得慌。我一次又一次地申请出院，医生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阻拦：不同意。

一天下午，景宋同志突然推门进来，这使我感到意外。原来她也患了心肌梗塞，从门诊的护士口里得知我住院，没有办理探病的手续，直接闯进病房里来。坐定以后，互道症状，我觉得她的病不重，只要赶快治疗就是。她激动地谈这“文艺批判”的情形，告诉我一些熟人的消息，过去的事情，兴致勃勃地讲了两个多小时。我只是默默地听着。直到护士送来晚餐，她才起身告辞。

我是五月下旬出院的，到六月底，接受群众审查，又像住在医院里的时候一样，过着仿佛是与世隔绝的生活了。生命伴随着疾病慢慢地耗去，我总算学会了一点耐心等待的本领，不过遇到心绞痛频繁，情绪往往焦躁起来，也偶尔想到和自己同病的人。我不知道景宋同志的景况怎么样。一九六八年春，突然听到她逝世的消息，简直像个晴天霹雳。我给她的家属写了信，说明无法去和遗体告别的处境。两年前那次谈话又在脑海里浮现。可是，岁月悠悠，到了十年后的今天，浮现上我脑海里的，就不止是那一次会晤，那一次谈话了。

我认识景宋同志，是在和鲁迅先生第一次见面后不久，但在哪个场合，有什么交谈，已经一点也记不起来。我记得的只是她留给我的印象：热情，爽直，态度明快，穿着随便。从个性上看，她完全是一个外向的非常开朗的女性。我甚至于想：像她那样的性格，和鲁迅先生截然不同，怎么倒会互相契合呢？这个想法证明我当时不仅不了解景宋同志，也十分不了解鲁迅先生。过了一个时期，我才慢慢地发现，在我认为冷静、沉着、坚忍的鲁迅先生的性格里面，别有一种潜在的热情，一股看不见的涌腾奔突着的在地下运行的暖流。或者这就是他们两个性格的汇合点吧。哦，事实是多么离奇又完全合情合理啊！那时候，也许我已听到过景宋同志的故事：她愿意“忘了自己”，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尽一切力量从生活上照顾鲁迅先生，使鲁迅先生能够安心写作，为中国，为革命，贡献出更多的非她本人所能几及的功业。因此，我对于她那简单朴素，一个普遍家庭主妇般的装束，非但不以为怪，反而有一种油然起敬的感觉。

不过这不等于说我对景宋同志有了了解。《庄子》里说：“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看来在鲁迅先生前，我就是过多地被鲁迅先生的光采所吸引，虽然怀着尊敬的心情，却没有十分注意“其于光也，不亦难乎”的景宋同志，因而现在讲不出什么关于她的事情来。只有涉及我个人的，记得有这样一件事：鲁迅先生印造《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从一九三五年九月开始，到一九三六年七月出书，手自经营，整整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这部书初版宣纸线装，共印一百零三部，其中三十三部公开发售，余下七十部由鲁迅先生分赠国内外图书馆、美术馆、专家、画师和至友。
印数奇少，极为难得。我那时对美术正有兴趣，在书店里买不到，也确实不知道印得这样少，幼稚无知，贸然去要。鲁迅先生于八月二十日复信说：“《珂勒惠支画集》印造不多，在寓定为分送者，早已净尽，无以报命，至歉，容他日设法耳。”当时已有传说鲁迅先生决定将这部书缩小版式，减低成本，仿照《柏林生活素描》的办法，由文化生活出版社重印。所谓“容他日设法”，我以为指的是这个，心里也就十分满足了。不料过了些时，他却将一册亲笔题上“十二”两字的线装编号本，由景宋同志亲自送到我手里。事情完全出于意料之外。我对鲁迅先生的感激，自然不用说了，就连景宋同志在这次谈话里说到的关于书刊封面设计的意见，利用字体大小，排列方位，构成朴素美观的图案，也给我留下了前所未有的印象：从鲁迅的美学思想里迸发出来的卓越的见解。

不过我和景宋同志较多来往，却是在鲁迅先生逝世以后，那时她已带领海婴移居霞飞坊六十四号。抗日战争爆发，文艺工作者纷纷离沪，有的去延安，有的去汉口或广州。不久，上海沦为“孤岛”，前一时期雨后春笋般发行的“战时特刊”、“联合特刊”统统停刊，出版方面显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精神生活一片死寂。留在“岛”上而又较常见面的，就我个人接触到的圈子说，不过西谛（郑振铎），剑三（王统照）、柯灵（高季琳）、辨微（周木斋）、巴人（王任叔）、阿英（钱杏邨）等数人，景宋同志也是其中的一个。等到挂着外商招牌的报刊先后问世，生活稍稍苏醒过来，围绕《每日译报》的《爝火》（后来是《大家谈》）、《导报》的《晨钟》、《文汇报》的《世纪风》等副刊，团结和联系的面大了一点，尤其是《世纪风》。因为《文汇报》是进步人士自动结合的报纸，容易为知识分子和中上层社会所接受。以后又出现了《译报周刊》、《华美》周报、《上海周报》，以及不挂外商招牌的《公论丛书》、《文献》丛刊、《求知文从》等综合性刊物，气氛更加活跃起来。景宋同志忙于参加《上海妇女》的写稿工作。一方面是环境关系，另一方面也由于“所执的业，彼此不同”的缘故吧，《上海妇女》先后存在两年，我对它却一无所知，直到一九四○年仿照《求知文从》体例，出版《妇女知识丛书》的时候，我才听她说起和刊物的关系。各人在自己的岗位上作坚定的斗争。遇到需要共同协作的事情，例如难民收容所、寒衣运动、义卖运动等，则又莫不一呼百应，全力以赴，这是几年“孤岛”生活的特点。景宋同志更是实践诺言，从不退缩的一人。

我不记得《妇女知识丛书》出了多少册，至于《求知文丛》，虽然困难重重，却还是改头换面，一直出版到太平洋战争发生的前夕，大概有三十册左右吧。它不像《时论丛刊》那样，直接选登抗日根据地的文章，但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在个别的文章里都有反应。这些刊物确实是围城之中的思想灵光，以至今天见到它们，还会勾起我一种绝非太平盛世人们所能理解的深切的感情。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上海形势大变，到处是烧书逮人的事件。越一周，景宋同志被捕，我立刻想到三年来轰动“孤岛”的《鲁迅全集》，以为可能是这个工作触犯了敌人的忌讳，有必要弄清事实，尽快通知和这件事情相关的几个人。我就赶往霞飞坊。六十四号自然去不得了，往访贴近的几家朋友也不方便，我就溜到住在隔开一条弄堂现在记不清几号的陈西禾同志的家里。西禾什么都不知道，也摸不准景宋同志是否被捕。怎么办呢？商量之下，我们还是通知了几个人，特别是传说日本特务正在追索而又和出版《鲁迅全集》有过关系的郑 振铎。

景宋同志是第二年（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日获释的，整整被囚了两个月零十六天，回家后深居简出，通知朋友不要去看她。大家都懂得这个意思。不过，在熟人中间，真相还是很快地传开了：原来被捕确实和鲁迅先生有关，但并非由于出版了《鲁迅全集》，倒是因为她是鲁迅的夫人。在日本宪兵老爷的眼里，鲁迅夫人当然熟悉文艺界的情形，和许多文艺工作者有来往，而女人总是脆弱的，威胁利诱，只要突破这个缺口，十里洋场，了然于怀，就能将文艺界的“抗日分子”一网打尽。在这个如意算盘的拨动下，景宋同志也就“华盖”照顶，厄运临头，逃不掉那段意外的磨难了。

宪兵队先是按照抄到的书籍一本一本地审问，作者是谁，住在哪里，有过什么来往。今天问这个，明天绕了一个圈子又来问这个。只要前后的回话稍有出入，立刻抓住漏洞，一点都不放松地追下去。恐吓，哄骗，诈欺，无所不同其极。拳打脚踢不必说了，有时噼噼啪啪地一阵耳光，有时没头没脑的一顿皮鞭，打得脸青鼻肿，浑身一条条血痕。然后，又让坐下来，面前摆上一张纸，一支笔，逼着把知道的事情统统写出来。谈话，用刑；用刑，谈话。轮回进行。这就是宪兵队里一天比一年还要久长的日常生活。一个曾经死过六次（还有死过十一次的）的年轻难友告诉景宋同志：“要编好一套故事，前后口供一致，他就没有办法！你们女人还可大哭大闹。真正应付不了的时候，咬紧牙关挺住，心一横，除死无大事，那就什么都过去了。”这个办法很灵验。景宋同志和几十个难友像沙丁鱼一样睡到囚室里去的时候，她总要将一天的“功课”重新温习温习，故事编好，记牢，没有什么差池了，才放心睡去。明天在刑审室里照样背诵：一问一答，应对如流。

“你撒谎！”宪兵队长有时故意大声吆喝。

“我说的是实话。”

据景宋同志后来告诉我：她生平最讨厌撒谎，自己也确实从来没有说过谎。遇到这种场合，心里便默念着鲁迅先生的文章题目：《我要骗人》；并且暗暗地背诵他在另一篇里说过的话：“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之一的这虚伪，对于同类，是恶，而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从这里吸取力量，借此支持自己，坚定自己。她还对我说过：在她所受的种种酷刑之中，最难受的有两种，一是电刑，她被电了十几次，每次都死去活来，胃部受了伤害，吃东西要呕吐；二是用日本柔道里的摔跤方式，将人抛掷出去。一个宪兵和她背靠背站着，反手将她两臂和腰部抓住，举起，越过头顶往前猛抛出去，直到两三丈远，这可以使内脏受伤，甚至当场死去。那种时候，她又记起鲁迅先生说过的话：对付酷刑，要紧的是忍住最痛苦的一刹那，过了这一刹那，人就昏迷，失掉知觉了。她想：既然如此，那就来吧。景宋同志就用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战胜了在敌人统治下的人间少有的磨难。

如果说我曾在鲁迅先生冷静、沉着、坚韧的性格里发现过潜在的热情，发现过涌腾奔突着的在地下运行的暖流；那么，现在我又在景宋同志热情、爽直、明快的性格里找到了非凡的沉毅，找到了代表我们民族的刚正不阿的伟大的冷静。当景宋同志释放不久，我和西谛一起，在她寓所附近的街头见过她，从她的眼神可以看出，她不让我们招呼。使我吃惊的是：景宋同志已经完全改变了原来的模样，满头白发，步履艰难，那是一位真正的老人了啊！在往后的几年里，我还多次见到她，在我的印象中，却从来没有像那一回似的既苍老，又龙钟。
抗日战争胜利，景宋同志积极投入妇女运动，民主运动。和鲁迅先生在世时不同，她现在完全以一个社会活动家的身份出现了。不过有关鲁迅先生的事业，却仍然全力以赴，毫不懈怠。从当初的编印二十卷本《鲁迅全集》，出版《鲁迅三十年集》，征集鲁迅书简，保管鲁迅遗物，阻止鲁迅藏书出售，直到后来影印《鲁迅日记》，恢复鲁迅故居，在这一连串活动中，就我所知，还有许多故事和细节值得缕述，不过这些工作，早已由党和政府作了全面的安排，对于景宋同志来说，除了个人的事业外，最重要的莫过于她对鲁迅先生的了解——她写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她在上海的那段“忘了自己”的故事，时时在我头脑里萦回，将追述鲁迅先生的文章结集起来，不仅符合于景宋同志自己的愿望，我想，也该为一切鲁迅研究工作者所共同企求的吧。

要说纪念，这才是最好的纪念。白纸黑字，文证俱在，更无须我再来辞费了。

一九七八年六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