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用之！

一九八三年十月三日上午，孙用同志在北京首都医院逝世了。

孙用同志原名卜成中，浙江杭州人，曾在杭州邮局工作，业余从事文学翻译，改名孙用，字用之。我于一九二九年考入上海邮局，他已在鲁迅先生主编的《奔流》上投稿，在文学方面，在邮政工作方面，他都是我的前辈。也许就因为这点因缘吧，我进邮局不久，尽管相隔两地，从未谋面，却已知道孙用其人，知道孙用就是卜成中了。

不过我较多地知道用之，却是他从世界语转译的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勇敢的约翰》，于一九三一年由上海湖风书局出版以后。狭长的大三十二开本，黄色封面，道林纸印。除作家画像外，另有十二幅插图，其中三幅彩色。这本书是鲁迅先生一手经营的。封面设计，版式大小，文字校对，全由鲁迅先生负责，连插图，也是他垫款代印，然后交给书店插入书内。鲁迅先生推重原作，又极口称道译文的认真，流利，他对书店没有完全按原设计行事，略有不满，但在当时，从内容到形式，这实在已经是一部难得的漂亮的好书，鲁迅先生自己也承认的。他还在《校后记》里风趣地说：“这一篇民间故事诗，虽说事迹简朴，却充满着儿童的天真，所以即使你已经做过九十大寿，只要还有些‘赤子之心’，也可以高高兴兴的看到卷末”。的确，用之译诗，鲁迅印书，依靠的也正是这点“赤子之心”——不怕困难，奋力到底，高高兴兴的为中国做点好事的“赤子之心”。

《申报》副刊《自由谈》改版以后，我为它写些散文杂感之类的小品，用之也时时译些小诗，寄些短稿。大概就在这时候，我们才通起信来。不过并不经常。说起来有点使人不大相信，三十年代，有两件事是犯忌的：一是搞木刻画，二是弄世界语，不管你刻的什么内容，译的什么作品，都有被指为“赤色分子”的危险。木刻和世界语本身不过是工具，但在那些高贵的人们的眼里，竟像印度的贱民阶层一样，成为“不可触”的东西。用之精通英语，又娴世界语，从世界语译些弱小民族的作品，不免受到此辈的注意。

我们通信加多是在全国解放以后。那时雪峰承担《鲁迅全集》注释工作，准备组织班子，向我提及孙用同志，我竭力怂恿，一面将孙用通信址告诉他，正式备函约请，一面由我去信促驾。不久，用之到了上海。但除注释上的问题，以及我编《鲁迅全集补遗续编》需要向他请教，偶通声息外，我们各忙各的，仍然很少来往。全集注释方面有什么材料要我核查，雪峰总是让他写信，自沪迁京，依然如此。后来雪峰不再负责这个工作，主动要求承担《鲁迅日记》的注释，用之继续从旁协助。起初我不知道，有一次，雪峰找我，说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鲁迅日记载：“晴。下午收神州国光社稿费四百五十，捐赎黄后绘泉百。”这个“黄后绘”不知是谁，好像鲁迅故意隐其真名，孙用同志引《论语·八佾》里“绘事后素”一语，认为可能是黄素（芝岗）。我才知道用之不忘故人，并且觉得他的意见是对的。因为黄芝岗是“左联”成员。一九三○年秋天被捕，互济会曾设法营救。雪峰不放心。由我写信去问芝岗的好友陈子展。子展也记不清楚。据他回忆，好像是芝岗的哥哥（一个有钱的商人）拿出钱来赎回的。我以为即使这样，仍不妨碍鲁迅也曾给互济会捐款营救这件事。

中国最早介绍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大家知道是鲁迅。不但写过论文，还译了五首抒情诗。继起的则有茅盾和冯至。白莽也译过一些诗文。而
使这个爱国诗人广泛地为中国读者所知道、所接受的，却是用之。从青春到垂老，从童话诗到抒情诗，数十年如一日，除《勇敢的约翰》外，还译了《裴多菲诗四十首》、《裴多菲诗选》等，孜孜兀兀，曾不稍懈。用之后来又把这种精神放在《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上，试看他对全集所作的正误表和校读记，以及由他编定的《集外集拾遗补编》，人们就不能不吃惊于整个工作的细致、准确和精到。这是资料的点点滴滴的积累，然而，这也正是研究的切切实实的开始。无论从翻译工作说，还是从研究工作说，都使我想起鲁迅的一句话：“在中国第一要他多。”

用之立身正直，待人真挚。他诚实，因此讨厌那些口是心非、耍弄权术的人，但也不会去呵斥他们。一切挑拨离间的事，更是决计不干的。他身材魁梧，足和关西大汉骈肩，见人却有点腼腆，不爱说话，不求闻达，只是静静坐着，或者默默地工作，除了书本，我不知他有别的什么爱好。有个时期，我们同住在一条胡同里，每当夕阳西下，他和他的夫人一起，常常脸含笑容，低低谈话，徐徐迈步，从胡同东头散步到西头去。有时我从外边回来，遇上了，故意避开一点，我觉得此刻正是这位一生勤奋、秉性忠厚的人最愉快最舒适的时候，我不应该惊动他。

可是用之，现在我又多么希望能够惊动你、惊动你，轻轻地惊动你一下啊。

一九八三年十月四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