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回的全国运动会,居然有辽、吉、黑三省健儿参加,有些先生因此舒了口气,认为这是好现象。
所谓好现象,这两年来,着实发现了不少,大概是国难愈深,好现象也愈多了吧,上海有租界,住之如登天堂(没钱可不行),国难决不光临,然而好现象却也有。
话得从头讲起。大约是国难开始的时候罢,租界里的华人们也颇曾热闹过一番:跑上十几层大厦,朝着东北,高喊“杀!杀!杀!”这是救国,是好现象。商店的门前贴上一张“本号誓不买卖仇货”的纸条儿;杂志刊物上登几篇关于日本的文章;学生们三三两两去躺在火车轨道上。一会儿开会讨论,通电出兵,好不热闹。为的是要救国,谁敢说不是好现象。
闸北一开火,连身上有些疮疤的人也变做爱国狂了。据说这是给枪弹打伤的斑痕,曾和日本军肉搏过的,所以也是好现象。为着三角失恋,或者穷得不
能过活,去借旅馆自杀,遗书是“愤外侮之不已,请自杀以报国”,也还是好现象。
两年光阴,就在这些好现象里过去了。如今杂志刊物上关于日本的文章已经不大看见;商店门前的纸条早就撕去,却换上“国货大拍卖”的旗帜;卧在轨道上的学生,革命的革命,做官的做官,终于起了分化。会虽然还开,除了全运会外,怕只有时装表演一类的盛典了。这些究竟怎么了呢?曰:“是救国,是呐喊后的实行,是好现象紧接着好现象。”
然而疮疤毕竟还是疮疤,自杀也不复以“报国”闻了。
过去的不想再提,行将过去的可以暂时不提,好现象的制造者要是年轻的话,那是还该想想未来的吧。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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