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妻子蒋碧薇
徐悲鸿的第一位妻子名叫蒋碧薇，江苏宜兴人，十二岁由父母做主与人订亲，十七岁那年到了上海，遇到了徐悲鸿。当时徐悲鸿年少英俊，才华横溢，在绘画方面已显日后的大气象，蒋碧薇对他产生了爱慕之情。第二年便与徐悲鸿私奔至日本，而后又流浪北平，又到巴黎时，他们认识了从伦敦来到巴黎的张道潘，那是1921年的事情。这次会面，给张道藩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徐悲鸿的妻子张碧薇。几番接触，张道藩向蒋碧薇射出了爱神之箭。
1925年，国内政局动荡不安，留学生官费停发，为了能继续留学，徐悲鸿只身前往新加坡筹款，这时蒋碧薇就靠徐悲鸿的朋友予以照料，张道潘是最热心的一个。张道潘不但有钱，而且是个花花公子，蒋碧薇便成了他的无数个女人中一个，只是他们保持了比较长久的关系。徐悲鸿除了艺术之外，几乎不懂得怎样呵护自己的妻子。
1926年2月，蒋碧薇收到了张道藩从意大利寄来的一封求爱长信。张道藩的这封信使蒋碧薇陷入万分痛苦的境地。最终蒋碧薇十分理智地回了一封长信，劝张道藩忘了她。张道藩在极度失望中与一位名叫苏珊的法国姑娘结了婚。
1928年，徐悲鸿受聘为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全家由上海迁居南京丹凤街中央大学宿舍。住的是一幢两层的旧式楼房，共住有四家教授，徐悲鸿居住四间房子，蒋碧薇的父母也与他们住在一起。由于拥挤，徐悲鸿总到艺术系画室去作画。
1929年11月，蒋碧薇生下了女儿徐静斐。
蒋碧薇与张道藩在国内重逢的时候，张道藩已当上了南京市政府的主任秘书。已做了母亲并怀上第二个孩子的蒋碧薇长期缺乏对丈夫的理解，而徐悲鸿醉心于艺术，对妻子也少有体贴，双方性格都很倔强，渐渐产生了感情裂痕。与张道藩的相见，无形中勾起了蒋碧薇曾失落的梦幻。加上花边新闻对徐悲鸿与孙多慈的师生关系的渲染，给本来已不和睦的家庭平添了一层阴影。而张道藩也始终未忘对蒋碧薇的恋情，再次成为徐悲鸿家中的常客。
1932年12月，徐公馆建成。这是由几个朋友资助、筹款，徐悲鸿在傅厚岗6号盖的一幢楼房。这是一座精巧别致的两层小楼，有客厅、餐厅、卧室、画室、浴室、卫生间等，前后还有宽敞的庭院，院内有两棵高大的白杨，四周用篱笆筑成围墙。年底，他家搬进了新居。楼下左边是一间阳光充足的大画室，右边是一间饭厅，一间客厅;楼上两间卧室，徐悲鸿夫妻住一间，徐静斐和哥哥住一间;三层小阁楼上则住着徐静斐的大表姐程静子女士;楼后的一排木平房是男女佣人的住处。
这时已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一年后国难沉重的严冬，徐悲鸿不忘国耻和居安思危，便将新居取为“危巢”。但蒋碧薇认为此名不吉利，不久就取消了。蒋碧薇将公馆布置得一派法国气氛，给人以雍容典雅之感，庭院梅竹扶疏，桃柳掩映，令人赏心悦目。
搬入傅厚岗后，徐悲鸿在家的时间较过去多了，只要不去“中大”上课，便在画室作画，一画就是好几个小时，画的国画将整个画室地面都铺满了。家里人经常等他吃饭，菜热好又凉，凉了又热，他都不出来吃。他的脾气是作画到入神时，谁也不能惊动他，一定要把那幅画画完才罢休。
徐悲鸿在“中大”艺术系当教授，每月薪金300元，蒋碧薇在家料理家务，招待客人，生活优裕而安定。但夫妻两人却常常争吵，起因是徐悲鸿喜爱收藏古董古画及金石图章，一见到好画好古董，爱之如命，不惜重金加以收买;而妻子喜欢过舒适生活，又好请客，双方都要花钱，尽管徐悲鸿的收入很高，仍不免有矛盾，因此发生争吵。
徐悲鸿与孙多慈师生恋
由于事业上没有共同语言，生活上得不到应有的爱抚，徐悲鸿常常处于一种郁郁苦闷之中。在他精心任教之时，对女弟子孙多慈的才能颇为欣赏，常常课外点拨，师生感情甚笃，不久坠入爱河。悲鸿刻一印章曰“大慈大悲”，即暗合二名字在内。事后为夫人闻之，大肆吵闹，孙父对女儿的行为也极力反对，不许徐悲鸿与其女儿来往，弄得满城风雨。
在新居落成之时，孙多慈特购枫树苗百株作为点缀庭院之用，也为祝贺老师新画室的建成。但事机不密，又为蒋碧薇得知，怒不可遏，做炊之薪。徐悲鸿异常气恼，但慑于夫人之怒，忍气吞声，悲痛之余，乃将其室取名为“无枫堂”，并刻“无枫堂”印章以抒郁愤和不忘孙多慈。那一时期他的画室也常以画枫树为景，每画必钤上“无枫堂”印章，以示怀念这一隐痛。此后，徐蒋关系每况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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