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的青铜艺术

经过原始时代的漫长跋涉，人类终于进入了阶级社会。除了出现不平等的阶级压迫之外，还伴随着出现一系列被称为“文明”的因素：金属工具、城市、文字、意识形态等等。这时候的美术不再像原始时代那样纯朴、率直了。它们开始负荷着各式各样的使命，去为一定的阶层的人们服务了。人类社会经过泛演变迁，艺术发展也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在浏览这一时期的美术作品时，也应把思维向前跨进一大步。

“青铜时代”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称之为夏朝。在美术发展史上则标志为青铜时代。

人们在长期制造石器的过程中，多次接触到自然界存在的自然铜块，这就是红铜，并逐渐认识了它可熔可锻的性质。但红铜远不如石器坚硬。经过长期的反复试验，人们发明了冶炼青铜。所谓青铜，就是红铜与锡（有些还加进了铅）的合金。青铜熔点低硬度高，韧度强，抗腐蚀性强，而且容易浇注。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就初步懂得了冶炼青铜。进入夏朝，人们学会用青铜来铸造兵器、酒器、炊煮器。到了商代，青铜器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在中国，青铜最早是用于各种实际用途的，如生产工具、兵器、日用器皿等，随着奴隶制社会形态的确立和发展，青铜器的大量产品被用作礼器。这是中国青铜时代有别于世界其他青铜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所谓“礼器”，不但具有实际用途，而且用来作为奴隶主贵族的等级地位、权威尊严、功业、荣誉的标志，从而成为奴隶制国家典章制度的一个重要手段，在政治生活和宗教活动中有着重要地位和意义。

商周奴隶主贵族祭把时，用青铜大鼎煮着牛、羊、彖三牲，巫师在祷告，奴隶和战俘被残杀。青烟缭绕，哀号盈耳，这种血与火的场面正是青铜艺术得以发展的条件。在青铜祭器上常刻有铭文，内容大多是宣扬祖先或其自身的功德和记录庆赏或祈求佑护。这些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就是人们常说的金文。

青铜礼器的数目多寡和形制的大小，用来象征特定的等级地位。西周时代的“列鼎制度”规定，天子用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这就是所谓“名位不同、礼亦异数”。

商周青铜器的类别很多，依其用途，大致可以分为武器和工具（戈、矛、钺、铲等）、食器（鼎、鬲、簋、豆等）、酒器（爵、角、斝、觚、尊、卣、壶、觥等）、水器（盘、匜、鉴等）、乐器（铙、钟等）等几大类，其中以食器与酒器两类的艺术性最强。青铜器类别、造型的丰富多样，反映了奴隶主贵族生活的奢侈与豪华，同时也反映了臻于成熟的艺术创作功力和青铜冶炼技术的水平。

青铜艺术是继彩陶艺术之后，我国美术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狞厉的美”商周青铜器的造型与纹饰，体现了作者们高度的艺术匠心，

以工艺品的造型、纹饰来体现一定的政治、宗教主题，这是中国青铜艺术的一大特色。另外，无论是造型或纹饰，商周青铜器都表现出鲜明、独特的风格，在中国工艺美术发展史上具有典范意义。

现在，让我们追溯到那个充满血与火的奴隶制时代，去对那些排列在宗庙里、殿堂上的青铜器作一番审美的巡礼吧！

假如我们只能举出一件作品，来作为整个青铜时代、青铜艺术的象征的
话，那么《司母戊方鼎》便是最杰出的代表作品。鼎是青铜器中最重要的器物，它甚至可以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司母戊”方鼎重875公斤，高133厘米，“司母戊”是刻在鼎腹内壁的三个字。“司”是祭祀的意思，“母戊”是商王文丁的母亲的名号。显而易见，这个大方鼎是商王为祭祀他的母亲而铸的。从造型上看，它有着宽宽的边，大而厚的双耳；腹部方正硕大，如铜墙铁壁般坚实；四只柱足、挺拔、庄严，显示出不可一世的威严。从纹饰上看，它的鼎腹四面的中心部位都是光洁的素面，而环绕着素面的四周施以龙纹饰带，这就更突出地强调了器腹方正的感觉，且有一种向外的扩张感；鼎耳的侧面，饰有两只对立的虎，巨口张开，似乎正咬住一个人头，令人望而生畏；腹部龙纹饰带在中轴线对接处，两个侧面相向的龙头形成商代青铜器中最常见的饕餮纹（又称兽面纹）。兽头的正面突出了巨眼、大口、獠牙，有些还有犄角和利爪，传说中它是一个吃人的怪物。它综合了多种动物的特征而加以夸张变形而成。

从整体来看，司母戊大方鼎威严、神秘、雄强的力量感是十分突出的，它寄托着统治阶层的强权思想时代的精神特征，然而在今天人们的心目中，却成为青铜时代的象征。

《禾大方鼎》的纹饰却远比它的造型更引人注目。这是一只中型方鼎，属于商代晚期。同样也是大耳、宽边、柱足、造型庄重。鼎腹四壁的纹饰是四个大的人面。这种人面纹饰在商代青铜器中是罕见的。人面五官的比例较为匀称，双目凝视，神态严肃。细心看去，人面两额旁有一对小小的曲折着的角，两腮边也各有一只爪子。这都说明，这不是一般的人类的脸孔，而是一个具有超人间力量的受人敬祀的神怪。“禾大”是器内的铭文，应是器主的名字。

从审美效果上看，这四个大人面虽无明显的表情，却令人感到难以捉摸的神秘和惊悚，并有一种狞厉之美。加上硕大的两耳、尖利的双角和鹰鸮状的趾爪，更给人以骇异可怖的印象。作为人面浮雕来看，整体结构的严谨以及体面关系的处理，都极为准确。要是没有这件青铜器的出土，人们恐怕想象不到商代青铜工艺匠师对人像的观察与表现竟能达到这样高的水平。

狞厉之美不但体现在那些威猛、怪异的纹饰图像中，甚至也体现在一些温驯、善良的动物形象上。

《四羊方尊》的四隅有四只立体的大卷角羊头，这种立体雕饰的手法在商代青铜器中是常见的。羊本来是一种驯良、温顺的动物，但由于在羊的头部、颈部、腹部都遍饰各种花纹，因而也给人一种神秘、威严的感觉。方尊的边角及四面的中心线，都饰有凸起的脊棱，这种装饰手法既加强了造型的气势，同时也掩盖了在铸造时拼模不严的缺陷。这件作品造型奇特，通体布满花纹，把平面装饰和立体造饰结合起来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把器皿和动物的造形巧妙地结合起来，可以看到作者别具匠心的创造力。整体看来，它庄重而不失华丽，高雅而又略带神奇。从铸造技术来说，又可称得上是商周青铜工艺品中的一件珍品。

正如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发生、发展过程一样，商周青铜艺术也经历了一番曲折和变化。就艺术风格和审美价值而论，商代和西周前期是庄严、厚重、静态、神秘、狞厉的；西周中期以后，则趋向于平和、明朗，那种凝重而神秘的气氛逐渐减弱；到了春秋时期，更呈现出清新、活泼的崭新面貌。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件《莲鹤方壶》展示的正是一种新的时代风貌。它
是春秋时期的作品，高达118厘米，壶身布满了蟠曲龙纹，两耳是龙形的怪兽，壶的四角攀缘着有翼的飞龙，壶的底部伏有一对口吐长舌的异兽，所有这些器身上的动物雕饰，都显得灵巧华美、颇具动势。然而整件作品最为精采的部位却是在壶盖上，盖顶周围饰以盛开的莲瓣，正中立一展翅欲飞的仙鹤。鹤的体态轻盈、生动，展翅的姿态是那样的舒展、自由，难怪人们把它看作是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