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和谐美至悲剧的崇高的转变②

　　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性变革展示了一个在历时态的变革进程中，显示出多维度、以及多种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交织的复杂景观。

　　作为中国美术变革中具有旗手性意义的美术家，徐悲鸿1918年撰写了《中国画改良论》一文，鲜明指出了与当时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变革者们大致相同的“以写实改造中国画”的观点，并且他通过借西方古典油画写生、写实的观念对水墨画进行改造，将变革的手术刀切在了传统水墨语言的“主神经”上，由此为油画在中国本土滋长成一大审美系统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必须注意的是，此时西方油画在中国的身份，只是一种对中国传统绘画进行变革的工具和手段，而不是对油画“中国化”本体意义上的自觉发展。在这特定的历史时代下选择西方油画的写实技法对中国美术进行现代性的变革，有其深层的历史和社会渊源。“在中西文化冲撞的最初过程中，屈辱的记忆深深的烙在每一个有民族正义感的中国人心中。于是，追求中华文化振兴和社会变革的人们，选择了用科学理性的认知观改造古典的诗意文化品质。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的困境中，传统审美文化的世俗享乐，遁世逍遥品质成为大多数人所无法奢望，视国家民族解放为己任的精英人士所摈弃的审美态度。”①古典和谐的理想之境已成过去，人们在“中/西”力量不对等的碰撞中和民族解放的艰苦战争中感受到的是个人与社会、私人情感与历史命运、个体生命与民族灾难的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这就是崇高的审美体验：从痛感转化为快感，由对立不和谐感转向统一的和谐感，由压抑的痛苦转向解放的欢欣。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加上以再现客观现实见长的西方油画画种的本土化应用，正好符号时代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