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后期——“洋风”转复古主义②

　　后期基督教堂（主要是新教教堂）有的仍利用中国旧有房屋忙改设，新建的则多模仿中国传统样式，但是，北京基督教教堂建筑在经历了18世纪从中国传统样式转“洋风”的发展期、19世纪的“洋风”的折衷主义影响，表现出中国传统样式的复古主义，并引导了30年代中国复古主义建筑的出现。
　　义和团运动中，南堂、东堂、西堂被焚，北堂受损。
　　1900年后北堂修整，钟楼加高。
　　1902-1904年南堂第四次重建。
　　1904年东堂第三次重建。
　　1012年西堂第二次重建。
　　1901年，法国神父高司铎在东交民巷建圣米厄尔堂（St. Mechel），后由法国人斩利国扩建。同北京四大教堂相比，该堂规模为小。堂院北部是一座灰砖砌筑的“洋风”二层楼房，面阔七间，供神职人员居住。西部为哥特式圣堂，坐北朝南，南北进深十四间，东西面阔三间。圣堂东侧有十间砖砌平房，为北京传统住宅样式，但门窗均代拱券处理。
　　东正教“圣尼古拉”教堂于1900年被毁，其后重建，命名为“致使堂”，由教堂、种楼、中外书房、神父住宅及寡妇院组成。致使堂为典型的十字形东正教堂，堂顶上有五个带十字架的拱形堡。
　　东正教“圣母堂”建于1918年前后，在安定门外六铺炕，坐西朝东，堂体最宽处约16m，进深约27m。堂内分“圣所”和“致圣所”两部分。圣所中间设宝座，为一米多高的方台，上置圣体、宝匣；东北角有一祭台。圣所两旁设木制圣隔门，供祈祷时出入。圣母堂设有地下室，是停放灵枢的场所。堂西为俄国墓地。
　　马尾沟荷兰墓地、正福寺法国墓地、六铺炕俄国墓地——是为北京三大外国墓地。
　　1900年后，荷兰墓地墓碑、墓穴及一切建筑物遭毁，仅索智能、利玛窦、龙华民、汤若望、南怀仁及徐日升等六人之墓尚未全毁。经修复后，“利玛窦墓已不在其位置上，而是西移至汤若望的茔地上来了。”同时，在墓地内兴建了“致使圣教堂”。
　　在这一时期，北京的基督教教堂建筑以亚斯立堂（Asbruy Chruch）规模为大。1909年美国美以美会教士刘海澜（Hiram Harrison Lowry，1843-1924）在崇文门内建亚斯立堂。该堂分正、逼两堂，中间以活动木墙相隔，可以推开活动木墙形成一体。正堂堂顶做成高起的八角形，辅以高侧窗采光。
　　在这一时期，南沟沿救主堂和八面槽救世军中央堂为中国传统模样式的复古主义之典型。
　　南沟沿救主堂（建于1907年，又称安立甘Anglican教堂、中华圣公会教堂）是当时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的总堂，由主教史嘉乐（Charles Perry Scott，1847-1927）请人画蓝图、找工匠建筑的。它“是北京最早的中国‘宫殿式’教堂。教堂平面为十字形，中央部分作成交叉的两个硬山建筑，两侧廊做成单坡硬山，比中央部分低。中央部分上部做成侧窗。侧廊中部又各开一个侧门，高度和中央通廊齐，这样屋顶就成了‘？？’字形。在屋顶的两具交叉点上，各设一个八角形亭子，作为钟楼和天窗。教堂入口开在硬山山墙上，作成中国式住宅大门式样，外墙全用青砖，筒瓦顶。建筑内部用木柱，柱上用桁架支持屋顶。平面十字交叉处为祭坛。作为方形木台子，四周用中国高式栏杆，围绕起来，祭台背后是中式带冰纹格子隔扇，主教坛和讲坛都是仿中国红木家具的式样，雕刻中国番草花纹。祭坛顶上的天窗做成八角井，用英国高直式样构件，井上是中国式的重檐八角亭子。”
　　八面槽救世军中央堂（1922年建成，外国工程师设计、成威廉监造）则基本上搬用中国传统建筑样式，平面为“一”字形，外观多处采用中国传统式处理：上部右端为三层中国塔式钟楼，左端为歇山屋顶；入口则为中国式六廊。
　　1922年建成的南河沿北京协和礼拜堂（Peking Union Chruch）以1928年计划扩建时，由美国纽约梅里尔一亨布尔一泰勒建筑师事务所（Merrill，Humble Taylor Architcts）设计，为两栋主要建筑物，中间有联廊，教堂为二层，并设钟楼。但最后只建成其中单层一栋，并大为简化，类似北京的民宅。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基督教本世纪20年代在北京的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