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线千里-抗日时期金融机构大迁移》内容简介|作者

内容简介

本书从抗战的宏观视角，详细梳理和介绍了在国家命运岌岌可危之际，银行、保险、证券、印钞等各金融机构，如何实现地理空间上的大转移，以及国家经济命脉如何抵御敌伪之金融破坏，筹措战费、稳定市场，直至取得抗战胜利。

书籍特色

本书借助对史料的实证研究，致力于**次分不同阶段系统地勾勒金融机构的迁移布局及其后续影响。金融机构不同于其他机构之处在于，金融行业本身的运作方式即具有流动性和远程性，所以其迁移的过程，除了“有形”的人员、设备、设施等的迁移之外，更内在的是“业务重心”的转移，也即金融机构不同于文化机构和工矿企业，有庞大的迁移与“运输”过程，更多的是自上而下对金融布局的重新调整。抗战爆发前，主要金融机构，即国家银行和商业银行集中于以北京和上海等东部地区。抗战爆发后，各类性质与规模不同的金融机构转移的路线、方向、经过、目标也各不相同。国家银行和商业银行*初主要是向租界内转移，淞沪会战后，国家银行一部分经过国民政府的布局，总体随政府向南京、武汉、重庆方向内迁，另一部分则向香港转移，还有一部分则迁往上海市租界内继续营业；商业银行则大部分留在上海，小部分迁往重庆和香港；原省内的各地方银行大部分则随省政府辗转于省内。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家银行和商业银行才集中迁往重庆，大部分商业银行也开始往大后方转移，并大力发展在大后方的金融业务。 抗战时期，中国的金融中心*终迁移到重庆，整个的金融空间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以“四行二局”为核心的国家垄断金融体系迅速在西南、西北地区敷设和构建金融网络，并大力投资工业、农业等各业，促使大后方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迁，对支持抗战直至取得*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应的，这些金融政策的负面效果，诸如对战后通胀的隐患等，也对西部地区影响*重。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王红曼 ，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先后在《抗日战争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安徽史学》、《历史教学》、《福建论坛》、《历史教学问题》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国民政府战时金融法律制度研究（1937—1945年）》、《中国近代货币金融史论》、《四联总处与战时西南地区经济》、《中国近代银行业与银行家（一）》、《中国近代金融法制史研究》；主持及参加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4项。 丛书简介：七七事变之后，各政府机关、工矿企业、金融机构、文化团体响应国家号召，前所未有地紧张动员，争分夺秒，纷纷西迁，数以百万计的民众不甘于受日寇的欺压、蹂躏，扶老挈幼，千里跋涉，倾室流亡，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未有的大迁移、大搬家。这一迁移，动员之广泛，规模之宏大，过程之艰辛，民族意志之刚毅，人民爱国热情之昂扬，都是中国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所少见，或仅见的。它突出地表现了中华民族临危不惊，履险不畏，在艰难条件下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可歌可泣，可记可录，值得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永远铭记，作为驱动民族振兴的永恒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