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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古代修史所采用的史料，多是通过政府的途径进行搜集整理归类的，十分详备，给修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史家们在撰写历史时所记载的范围才能够更加广泛。南北朝以来的史馆修史，许多原始资料需要史家自己去搜寻采集，有关方面的档案资料和人物记述又不详细。史官凭借各自的力量搜求史料难于赅备，讨论有关沿革时档案资料又极难查阅。各种史料的缺乏，致使史家难以写出有分量的历史著作。’三是古代史家私人修史，皆能秉公于朝，书法无隐，无愧于心。而南北朝以来，修吏之局，深居九重，设于皇宫禁内。虽然可以起到杜绝请托之事，避免修史中的诸多曲笔，但史馆人
多嘴杂，对如实撰写的史实很快便张扬出去，实难保密。历史上不少史官因秉公直书而得罪权贵，身遭不幸，家破人亡的惨痛教训，使史官们有所顾虑，不敢直笔而书。
四是古人修史皆有各自的旨趣、特定的史书体例和评价是非的标准。而史馆修史则一切都秉承监修者的意志，监修官又多数是不学无术之人；且朝廷动辄便委派多人监修，致使意见难于统一，造成十羊九牧，具体写作的史官们也无所适从，虽然时长日久，也难有所成就。
五是监修官与撰修人员的职责极不明确。顾名思义，监修官的职责应该是总领修史中的各项具体事物，处理决断诸如年代的断限，叙事的繁简，分配吏官的具体任务，考核史官修史的工作业绩等等。但现实的情况是监修官对此既无决断，也没有具体的指示；修史人员更没有一个可以遵循的原则，致使史官们饱食终日，碌碌无为，史馆成了他们白领俸禄的场所。
上述这些意见，深刻地批判了封建皇朝史馆监修制度的僵化腐败，具体地说明了在史馆监修制度下，一个刚直不阿的史家，是难于有所作为的。也正因为如此，刘知几才毅然辞去了史职，开始走自己的路，私下撰写《史通》。这就是他经历了许多现实的磨难之后既明智而又无柰的选择。
《史通》撰写的具体时间，从新、旧《唐书》记载刘知几本人史官经历以及他思想情绪发展的有关轨迹看，并不是一调职京师任史职就开始的。当他在长安二年(702)“以载笔见推”，朝廷委以修史之职时，他自己也认为是“见用于时”而“任当其职”的。初任史官的刘知几其心情应该是愉快的，因为这可以展示自己的才华，实现多年来要做一名“述者”的“美志”；也是他“进”而撰述史书、建功立业、名垂青史的大好时机，不可能当即就产生“退”而私撰《史通》的想法和动机。
应该说，刘知几撰写《史通》的动因是史馆修史经历中“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