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1601 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北京朝见明朝皇帝,在他贡献的礼物中,有一件乐器,中国史书上称为“七十二弦琴”,实际上是钢琴的前身,古钢琴的一种。根据对它的形状和发音原理的记载,应当是古钢琴中的击弦古钢琴。皇帝想听听,于是命四名太监向与利玛窦同来的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学了一个月弹奏法。这四名太监可说是中国最早的古钢琴学生,而庞迪我,也就是来到中国的最早的古钢琴(兼职)教师了。
到了清代,康熙皇帝不仅是我国历史上少数对西方科技、文化感兴趣的帝王之一,而且还有亲身学习西方音乐的实际行动。1673 年,经人推荐,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应召,担任了康熙的音乐教师,教授皇帝西方乐理和古钢琴。皇帝学习的具体情形不得而知,但史料记载,1703 年,也就是师从徐日升的三十年后,他还能在古钢琴上弹奏中国古琴曲《普奄咒》。这不仅表明了相当水平的弹奏技巧,而且还要有将中国乐曲在西方键盘乐器上再现出来的能力。可以想见,康熙一定是中国最早的西方乐理、古钢琴的认真学习者,同对,这里还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就是,中国人一旦掌握了外来的某种技术、技巧,就要考虑为中国所用的事情,也就是中国化的问题。不然,为什么康熙要在古钢琴上弹《普奄咒》呢?
康熙在位的时间是 1662—1722 年,相当于欧洲巴洛克音乐靠后的时期。
康熙个人爱好西方音乐,但并未颁布御旨广泛引进、普及巴洛克音乐。
有确切记载的钢琴(不是古钢琴)的传入,是 1842 年(已经是肖邦的时代了)中英《南京条约》后,英国商人认为中国是个广大的市场,一个钢琴商行运来大批钢琴到中国。但是,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条件下,实际上并不存在他们想象的钢琴市场。这批钢琴,后来也就下落不明了。
到了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也就是欧洲浪漫音乐进入末期之时,上海、北京等地出现了教会学校,才开始有民间的(不再局限于宫廷的高墙之内)的钢琴教学活动。但仍然人数较少,影响力也不大。
钢琴真正在中国大地站住脚,取得社会性的地位,是在本世纪初的“学堂乐歌”运动当中实现的。“学堂乐歌”是将某些日本、欧美歌曲的曲调,填上具有反对封建思想、要求富国强兵内容歌词的歌曲。这在中国是与传统音乐大有差别的新音调。新的音调、新的素质,中国固有乐器难以为它伴奏,于是钢琴、风琴(钢琴的代用品)参加进来。
“学堂乐歌”在中国音乐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音乐潮流,以学校为中心,影响到整个社会。钢琴,是作为最理想的伴奏乐器,乘着“学堂乐歌”之风,而在中国这个东方古国“落下户口”的。而它一旦留下来,就永远置身于中国音乐生活之中了。
这说明,一种乐器、一种艺术形式,只有当它符合了某种社会性的需要时,才能在这个社会里存活下来。为什么明、清时西方人带来的古钢琴和 1842 年英商弄来的现代钢琴,都没能在中国社会中留下足迹呢?就是因为当时社会对它们没有需求,哪怕皇帝个人喜欢也无济于事。而中国社会对钢琴的社会性的需要,正是在“学堂乐歌”时代才第一次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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