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本书中，身为“东南统制兼督漕运总兵官”的荆忠却也穿用此种服色。这一现象与明中期以后冠服制度的逾制、混乱现象有关。《明史·舆服志》载，正德“十三年，车驾还京，传旨，俾迎候者曳撒大帽、鸾带。寻赐群臣大红纻丝罗纱各一。其服色，一品斗牛，二品飞鱼，三品蟒，四、五品麒麟，六、七品虎、彪，翰林科道不限品级皆与焉，……而麒麟之服逮于四品，尤异事也。十六年世宗登极诏云：‘近来冒滥玉带，蟒龙、飞鱼、斗牛服色，皆庶官杂流并各处将领夤缘奏乞，今俱不许。武职卑官僭用公、侯服色者，亦禁绝之。’”虽经禁止，逾制现象仍然存在。近年在江苏泰州市出土的死于嘉靖年间的徐蕃夫妇墓葬中，徐蕃之妻应依其夫品级穿孔雀补服，但实际上却外着织麒麟补服，内穿织仙鹤补服，即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