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对文学的担扰
辛克莱·刘易斯
若是要表达我荣获了谱贝尔文学奖的荣幸和愉快的心情，我的方式会令人讨厌，也许令人感到乏味。那么，我还是用“谢谢大家”这句简单明了的话来表示我的感激之情吧。
在这篇演讲中，我希望大家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即当前美国文学方面所出现的某些倾向，某些危险以及某些热烈而激动人心的希望。要完全坦率而毫无顾忌地探讨这一问题——无论怎样轻率，我除了采取完完全全真诚的态度之外，别无选择，否则就是对诸位无礼——我不得不对我深深爱戴的祖国中某些研究机构和某些人略示不恭了。
但是，我恳求大家相信，我决不是恶意中伤他人而泄私愤。命运分外优待我。我几乎未经历过人们互相倾轧争斗的事，对贫困也知之甚少，倒是遇到过很多慷慨侠义的行为。因为我的作品，或者因为我自己，我时时受到多少有些激烈的恐吓指责——加利福尼亚州一位善良的牧师，在读了我的《埃尔默、甘特利》之后，竟要领着一帮暴徒来对我施以私刑；而缅因州的另一位神职人员很想知道能否找到一种文雅公正的方式把我监禁起来。比任何愤怒的谴责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新闻界某些老熟人们——就是在迅速增多的美国俗语中所说的那些“俱乐部里的伙伴们”——极不严肃地乱写文章说，既然他们是我的私交，因而我是个下作卑鄙的东西，当然就绝不能算是个作家了。但是，如果说我时时受到如此有人喝彩叫好的破砖碎石的攻击，而我自己也进行了像样的反击，现在要是预料不到还会有够分量的回击，那我可是太愚蠢昏庸了。
是的，为我个人，我绝没有任何可以想像到的抱怨要发泄。在美国，工业主义，金融学和科学繁荣昌盛，然而只有建筑学和电影这两门艺术还算景气并受人尊重。因而要说不满，我是为整个美国文学，为美国的文学的地位而颇感不满。
我在这里引用一件小事来加以说明。这件事碰巧涉及到瑞典学院和我个人，就发生在几天前我即将在纽约乘船来瑞典的时候。美国有一位博学的极为和蔼可亲的绅士，他身兼数职，是牧师、大学教授，也是外交官。他还是美国文学艺术协会会员。授予他学术头衔的大学绝非屈指可数。作为作家，他主要因撰写关于如何以钓鱼为趣事的活泼短小的文章而出名。我猜想，那些靠捕捉鳕鱼或鲭鱼为生的职业渔夫们，不会都一概而论地感到钓鱼是项有趣的行业吧。但还是个小孩子时，我就从这些文章中了解到，如果你不需要捕鱼，那么在如何捕鱼的过程中，你也能发现某些精神上很有价值的东西。
这位学者公开声明，将诺贝尔奖授予一位像我这样嘲笑美国体制的人，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和瑞典学院是在侮辱作贱美国这个国家。作为一位外交官，他打算偕此来制造国际纠纷呢，也许是要求美国政府命令海军陆战队在斯德哥尔摩登陆，好保护美国在文学上的权力呢，就不得而知了。但我希望他不是这样打算的。
我本认为，对于博学到已经获得了神学博士，文化博士，还有其它许多我不知道的堂而皇之的学位称号的人而言，这个问题本该不会如此的；我本认为，他应该能推断出下面的结论：“虽然我个人不喜欢这个人的作品，然而瑞典学院挑选了他是出于对美国以礼相待，其根据是因为美国人不再是这样一个部族了：乳臭未干，尚在边远的地带四处游荡、太不开化了，以至畏惧批评；美国人已是一个成熟的民族，能够冷静老练地思考对其所生存的大地进行的任何剖析批判，无论这些剖析批判是多么带有嘲弄性。”
我甚至认为，这样一位具有国际声望的学者本该根信，早已对斯特林堡，易卜生和彭托皮丹等作家的作品习以为常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绝不会对这样一位作家大惊小怪的，他最具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断言，也不过是说，美国未能利用她的一切财富和力量，创造出一种足够优秀的文明，来满足人类最深沉的精神需要罢了。
我相信，斯特林堡难得唱一次《星条旗永不落》，或者向扶轮社问候致意，然而瑞典人好像让他活了下来。
我如此详尽地对这位有学问的渔翁的批评议论了一通，并非因为议论的本身具有什么可以想你的重要意义，而是因为这确实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美国，大多数人——不仅仅是读者，甚至包括作家们——仍然惧怕任何井非对美国的一切都进行美化的文学作品，即并非那种对我们的优点长处和缺点不分是非地一概进行赞美的文学作品。在美国，作品不仅要成为畅销书，而且要受人爱戴，小说家就必须断言，一切美国人都高大、漂亮、富有、诚实，还要会打高尔夫球；必须断言，所有的乡镇都住满了整天除了尽力做到互相友善之处无所事事的乡亲邻里们；必须断言，美国的姑娘们虽然可能粗野些，但都总会变成贤妻良母；必须断言，从地理学上看，美国的组成只有纽约一地，那里住的全是百万富翁；或者只包括西部地区，那里还保留着 1870 年时的粗野狂暴的英雄主义风气，至今未变；要么只有南部地区，在那里人人都住在长年目光明媚、木兰花飘香的种植园里。
大家在瑞典已熟读了诸如德莱塞和薇拉·凯瑟等小说家的作品，像他们这类小说家在美国真正家喻户晓、颇有影响，却是 20 年前的事，如今则远不是那回事了。正如我举例时提到的那位可敬的钓鱼院士所表明的那样，美国还是最崇敬为流行杂志写作的人。这类作家众口一词，大唱赞歌，热闹非凡，颇有开导启迪他人的架势，说什么“具有一亿两千万人口的美国，仍象它仅有四百万人口时那样单纯质朴，那样颇有田园风光”；什么“在有一万名雇员的工厂里，劳资之间的关系仍像 1840 年时只有 5 名雇员的工厂一样亲切和睦而单纯”；什么“在现代的家庭中——住在 30 层楼内的公寓里，楼下停着 3 辆汽车，书架上却摆着寥寥 5 本书，面临下一周就要离婚的家庭危机——其父子关系、夫妻关系与 1880 年住在蔷薇花遮掩、只有 5 间小房子大小的农舍时的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完全一样”等等；不一而足。总之，美国经历了从田园式的殖民地到世界帝国的革命性变化，却丝毫没有改变山姆大叔那田园般、清教徒式的单纯质朴。
其实，我要大大感激那位钓鱼院士对我的指责。因为既然他是美国文学艺术协会的领导成员，那么他就让我放开了手脚，给了我坦率评论这个协会的权利，就像他评论我那样坦率。在我今天对美国的理智主义进行诚心诚意的研究中，不得不涉及到这家稀奇好事的研究机构。
不过，在我评价这家协会之前，让我简要说一说我的一点奇思遐想。在前几天横渡大西洋的旅途中，它使我免受颠簸无聊之苦。我确信，此刻诸君已经知晓授予我诺贝尔文学奖一事，在美国决不会受到所有人的一致欢迎。毫无疑义，这种情况对诸位来说也不陌生。可以设想一下，当你们甚至给托马斯·曼一他的《魔山》，在我看来，包罗了整个欧洲知识界的形形色色— —授奖时，甚至当你们给吉卜林颁奖时——其社会意义如此深远，以至某位相当权威的人士说，他创造了大英帝国；即使当你们把诺贝尔奖授予萧伯纳时，都会有这些作家的同胞牢骚满腹；因为你们没有选中另外一位作家。
如果你们选中的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位美国人，假定他是西奥多·德来塞吧，那么人们又会怎样议论呢，我对此也曾做过推想。
对于我，像对其它许多美国作家一样，德莱塞的影响超出了其它任何人。虽然他孤军奋战，不为人赏识，往往招来怨恨，可是他踏出了美国文学创作上从维多利亚时代和豪威尔斯式的懦弱怕事、粉饰太平之风，向真实、豪放、热烈奔放迈进的道路。没有他开一代先河的功劳，我怀疑，如果不想坐牢的话，我们中有谁能探索出表现人世间美与恶的途径。
我那位了不起的同行舍伍德·安德森己公开肯定了德来塞的这种开拓功绩，我也欣然表示赞同。30 年前，德莱塞大胆发表了《嘉莉妹妹》这部了不起的成名作。我是 25 年前才读到这部作品的。它像一股强劲的自由之风，从西部地区吹进了狭隘沉闷的美国文坛，过是继马克·吐温和惠特曼之后给我们带来的第一股新鲜空气。
然而，如果你们当初授予德菜塞诺贝尔文学奖，你们早就会听到来自美国的嘲骂和反对声音，你们早就会听到有人说，他的风格——对了，对风格一词究竟有什么神秘奥妙的含意，我心中还不完全有数，不过在二、三流评论家的文章中没完没了地看到使用这个字眼儿，因而它就一定存在——你们早就会听到什么“他的风格笨拙松散”，什么“他的选词用字有失灵敏”，什么“他的著作冗长乏味”啦等等。而可敬的、学者们一定还会抱怨说：“德莱塞先生笔下的世界里，为什么男男女女都罪孽深重，命运悲修，自暴自弃，却不是使真正的美国人受益的那样，永远乐观愉快，能歌善舞，而又品德高洁。”
倘若你们当初选中了尤金·奥尼尔——他在 10 到 12 年间，完全把美国戏剧从虚伪、善施诡计的境地改造成一个光华四射，有忧患意识而又高尚伟大的园地，除此而外，他并来干过什么出格的事——那么，早就有人会提醒你们，他的所作所为远比冷嘲热讽更严重——在他眼中现实并非像文人学士们在书房里关起门来精心编排的那样，风清月白，一片宁静的田园风光，而是危机四伏却又庄严宏大，往往像飓风、地震和吞噬一切的火灾那样是一幅令人恐怖的景象。
而倘若你们起初授予詹姆斯·布兰奇卡贝尔这一文学奖，就早有人会告诉你们，他心怀叵测、异想天开。同样，也早有人会告诉你们，薇拉·凯瑟女士，虽然她的长篇小说中描写了内布拉斯加州农民们一切质朴粗犷的美德，但是她在小说《一个迷途的女人》中对美国那专有的，永久一成不变的、
也可能令人讨厌的贞洁善良，却大为不忠，竟在一篇没有道德的小说中，刻画了一位被抛弃的女人。然而她却仍使那些品德高尚的人也倾倒魂销，心荡神移，真是荒诞地令人不可思议：也早会有人向你们絮叨下面的这些事情：亨利·门肯是嘲弄美国精神的人中最为荒唐的一个；舍伍德·安德森先生用心险恶，育意把性爱说成是生活中像钓鱼一样是不可缺少的乐事；厄普顿·辛克莱先生作为一位社会党人，背离了美国资本主义大生产方式那完美无缺的规律；约瑟夫·赫格希尔摩先生认为行为举止的文温尔雅，表面的浮华美丽，只在忍受繁琐的日常生活中才有某种重要意义，他这种观念是不合美国国情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先生不仅过分年轻幼稚，而且使用的语言竟然连有身份的人也看不懂；他竟承认：喝得酪酊大醉是男人们永久性的一种取乐渲泄的方式；他竟断言，士兵们可能发现，爱情比在战场上杀敌更紧要。
是的，我的这些同行都是邪恶而无道德可言的：总之，你们选中了他们，也像选中了我一样，是犯下了估恶不悛的罪行。作为一名盲目爱国主义者的美国人——不过，请大家注意，这里说的是 1930 年，而不是 1880 年的美国——我要为他们是我的男女同胞而欢呼，我要欢呼，即使在地灵人杰的欧洲这里，我说到他们时也感到光荣和骄傲。欧洲诞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托马斯·曼、H.G·威尔斯，高尔斯华绥、克努特·汉姆生、阿诺德·本湟特、福伊希特万格、塞尔曼、拉格勒夫、西格里特·温塞特，威尔纳·冯、海丹斯坦、邓南遮和罗曼·罗兰。
在这篇论文中，我的命运就是不停地在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之间来向摇摆。但是任何在美国——当代世界上最矛盾，最令人沮丧压抑、又最能令人振奋而不安定的国土——写作或发议论的人，其命运也同样如此。
因此，我怀着骄傲大声疾呼，点了在我看来是当代美国文学界的一些大人物们的名。如果时间允许，我本来还想捧一捧另外许多人，不过我略去了他们的名字——现在，我得回到正题上来，我断言，在当代的美国文学界，确切地说，在除了建筑和电影之外的美国一切艺术领域中，我们——是的，我们是在商业和科学上创造了如此丰富而富有生命力的标准的人们——却没有创造出标准，没有健康的通信联络，没有值得效法的英雄人物，也没有应谴责的反面人物，没有应遵循的某种路线，没有要躲避的艰难险阻。
美国的小说家、诗人、戏剧家、雕刻家和画家，是在混乱中，在除了依靠自身的正直良知之外，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独立奋斗着。
当然，艺术家的命运向来如此。那个犯罪的流浪汉弗朗索瓦·维庸是没有可以沾沾自喜和舒适的庇护所可言的。有了庇护所，漂亮的淑女会挽起他的手，安抚他那饥渴的灵魂，和他那更加饥饿的身体。他实实在在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注定在历史上要比其长袍外衣都不值得他触摸一下的一切王公贵族和权势显赫的主教神父们活得更长久。由于命运的安排，他有路边的阴沟可栖身，有变硬的面包可以充饥。
这样的贫因美国的艺术家是享受不到的。的确，人们给我们的报偿太丰厚了。一位作家，如果在棕榈滩那里没有自己的管家，汽车和别墅，他就是一个失败的作家。成功的作家在棕榈滩几乎可以与金融界的大亨巨子们平起平坐。但是，使作家感到压抑的是比贫困还要糟的东西——感情；感到他所创作的作品对人们无关紧要，感到他的读者期望他不过是名室内装饰匠或者小丑，感到人们宽厚温和地公认他是这样一位嘲弄别人的人：他的咆哮狂吠也许比他真的张口咬人更厉害，他本质上坯是个善良人，无论怎样，在一块
能建造起 80 层摩天大厦、能生产数百万辆汽车和数十亿蒲式耳粮食的大地上他当然无足轻重。他没有参加任何组织和团体。而有组织和团体的作家可以求助于团体而获得灵感启迪，可以获得团体随评论，并且团体的赞扬对作家本人则往往是难能可贵的。
可是，我们的机构团体究竟怎么样呢？
美国文学艺术协会除了几位优秀的画家，建筑学家和政治家以外，的确吸收了诸如尼古拉斯·默黑·巴特勒这样真正有名望的大学校长，诸如威尔伯·克罗斯这样令人敬慕而有勇气的学者，以及几位第一流的作家：诗人埃德温·阿林顿、罗宾逊和罗伯特·弗罗斯特，思想自由奔放的政论作家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长篇小说家伊迪斯·沃顿、哈姆林·加兰，欧文·威斯特、布兰德，惠特洛克和布思·塔金顿。
但是这个协会没有吸收下列人士：西奥多·德莱塞；亨利·门肯；乔治·琼·内森——我们最活跃的评论家，虽然还年轻，但已是我们戏剧评论界的大人物了；我们举世无双的优秀的戏剧家尤金·奥尼尔：真正富有独创精神而朝气蓬勃的诗人埃德娜·圣·文森特·米来，卡尔·桑德伯格，罗伯逊·杰弗斯，维切尔·林赛，以及埃德加·李·马斯特斯——其作品《斯普河集》完全不同于所出版的任何其它诗作，清新活泼，真实可信，毫无帮派门阀和忸怩作态的气味，以至像一颗启明星一般出现在天空，从而开创了一个新型的、地道的美国诗歌学派。这个协会也没有吸收长短篇小说家薇拉·凯瑟，约瑟夫·赫格希尔摩，舍伍德·安德森，林·拉德纳，欧内斯特·海明成，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威尔伯·丹尼尔·斯蒂尔，范尼·赫斯特，玛丽·奥斯汀，詹姆斯·布兰奇·卡贝尔，埃德娜，费伯，也没有吸收厄普顿·辛克莱——无论你敬仰还是憎恶他那气势汹汹的社会主义，说起他时，你们必定知道，他在国际上比任何一位美国艺术家——无论是小说家、诗人，画家、雕塑家、音乐家，还是建筑学家——都更有名望。
我不应期望任何协会幸运到可以包罗所有这些作家，但是，协会未能吸收其中的任何一位，就使该协会本身与美国文坛上生机勃勃而富有独创精神的作家及其作品隔离得太远了。这样的协会无法与我们的生活时代的脉搏息息相通。美国文学艺术协会代表不了当今的美国文学界——只能代表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
有人可能力其辩解说，这家协会的名额最终要限制到 50 位成员，因而当然不可能将每一位功勋卓著的人都吸收入会。但是，事实是，在为数不多的几位文学巨匠中，被排斥在外的却占了其中的大多数，与此同时，该协会却有空额吸收 3 名特别拙劣的诗人，两位写通俗闹剧的毫不足取的剧作家，两位仅因为任大学校长而出名的绅士，一位 30 年前人称聪明幽默的法案起草人，还有几位——我遗憾地承认我的孤陋募闻——我从未听说过的先生。
让我再次强调一下事实——因为这就是事实——我并不是在攻击美国文学艺术协会，这是家好客慷慨、无疑也是家尊严高贵的机构。未能吸收很多文坛上有影响的人入会，并非全然是该协会的过失。有时，是作家们本身的问题。无法想像西奥多·德莱塞这头灰熊会在该协会的宁静的文艺评论聚餐会上坦然自若。倘若协会要邀请门肯出席聚餐会，那他会用狂风暴雨般的嘲笑来惹恼该协会。是的，我不是在攻击——我不愿过细地思考这家协会，因为它是如此完美的一个例证，证明了美国知识界脱离了一切有意义、符合现实的真正标准。
我们的高等院校，大学预科学校，其中大多数都表明存在着这一同样不幸的脱离状况。我想到了 4 所院校：佛罗里达州的罗林斯学院，位于佛蒙特州的米德尔布雷学院，密执安大学，以及芝加哥大学——在该校的档案上记录着一位像罗伯特·赫里克这样的优秀小说家，一位像罗伯特·莫斯·洛维特这样富有勇气的评论家。他们两人对当代创造性文学显示了真正的志趣。我这里仅提到其中这 4 所院校。但是，在美国，大学、学院、音乐中心，以及讲授神学、管道铺设、测量焊接和创作广告的各类学校多如牛毛。每当你看见一座公共建筑，在用印第安纳牌水泥建设的坚固内墙上，安上了哥特式的窗户，你可以断定，这又是一所大学，不知从何处招来的学生，从两百到两万数目不等。他们既热中于如何避开当了学者后的不利处境，又渴望着如何捞取有了学士学位头衔之后的社会地位和权势。他们在以上这两方面所表现的热烈劲头可谓不相上下。
哦，对了，我们的大学与广大公众在社交方面却关系密切，在体育竞赛方面也同样如此，一场大型的大学橄榄球比赛，往往有 8 万热烈的观众到场观看。他们花 5 美元买一张月票，驱车从 10 到 1000 英里远的地方赶来，观赏 22 个人在专门画了标记的场地上你来我往、互相追逐。他们喝彩呐喊，狂热激昂，以至得意忘形。在举行足球赛的季节里，一位优秀选手的身价地位，几乎可以与全国最伟大、最令人敬仰的英雄相提并论——甚至与亨利·福特·胡佛总统、以及飞行家林德伯格上校并驾齐驱。
在某一门学问上，在科学上，有支配权的那些商业大亨巨子们，欣然尊重那些热心做学问的人，无论哪一位商业界巨头对诗歌多么不赏识，或者对某位画家的观察力多么不欣赏，他也能坦然自若地容忍米利肯，米切尔森，班廷或者西奥博尔德·史密斯这类人的。
但是，自相矛盾、似是而非的情况是：我们的高等学府在文学上闭门造车，脱离现实和生机勃勃的生活，其程度恰恰与社交上、体育竞赛上和科学上与公众的密切程度相同。对一位美国大学里的纯粹而忠实于教条的文学教授而言，文学并不是生活在当代的普通人坐下来：下工夫去创作的东西；不，不是！文学是僵死的东西，文学是那些超人像变魔术似地变出来的东西。这样的超人，如果真正要被人看作是艺术家的话，那么，他一定在发明了恶作剧似的打字机之前至少 100 年就已不在人世了。任何货真价实的名教授们，对下面这种思想多少有点不屑一顾之感：任何普普通通的人能够创造文学。人们可以看见他们在大街上走路，穿着装束相当普通，看起来与司机或者农民没有多大差别。我们美国的教授们喜欢他们的文学清洁爽朗、冷静沉闷、纯洁无瑕，并且僵化呆滞。
我不认为美国的大学在这方面是孤立无援的。我深知，对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名教授们而言，任何如下的指点暗示都似乎是鄙俗亵渎的行径：威尔斯、本湟特、高尔斯华缓和乔治·摩尔等人，虽然仍然活在世上伤风败俗，大逆不道，但是可以比作犹如塞缪尔·约翰逊那样一个漂亮而不会招灾惹祸的古人。我想，在瑞典、法国和德国的大学里，有许许多多的教授更喜欢剖析而不是理解。但是，在美国这块新型的生机勃勃又富于实验精神的土地上，人们本来对文学教师们的期望，则是要他们比古老欧洲的传统阴影凳罩下的同行们少一点禁欲主义，多一点人情味。
但他们却并非如此。
近来，从美国的大学里冒出了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称作“新人道主义”
的学派，而使“人道主义”本身因为含义太广以致成了没有任何意义的空泛理论。原来的信条是相信希腊语和拉丁语比当代乡巴佬的土语方言更富有感染力，后来又认为任何一个活着的乡巴佬要比一个死了的希腊人更能引起人的关注。人道主义可以从这一转变中得出有意义的结论。但是公正一点地说，这句朦胧模糊的话，本应该用来给这种朦胧模糊的憧憬贴上标签的。
当今的世界令人振奋激昂，充满了希望，现实生活灿烂辉煌——德国人齐伯林发明了飞船，中国发生了巨变，布尔什维克对农业进行了工业化改造，新的飞行器的问世，大峡谷的发现，新人辈出，饥饿还时时威胁人们，科学家仍孤独寂寞地探索着大自然的奥秘，因而，任何富有创造精神的作家，都无瑕去步“新人道主义者们”那孤傲的狂热主义的后尘。就我能够理解的范围而言，所谓新人道主义这一最新学派，不过重申了人性的二重性罢了。它可能将文学局限在人的心灵与上帝之间、或者人的心灵与邪恶之间的斗争之中。
但奇妙的是，上帝也好，邪恶也好，不一定都披上现代的外衣，但肯定不得保留古希腊式的祭袍。对新人道主义者而言，俄狄浦斯是个悲剧性的人物；而在商品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一个企图在电动机威胁下还要维持自己作为上帝偶像的人，则不属于悲剧性的人物。新人道主义者所能向人们拿得出手的那点可怜的安慰，则是告诉人们，生活的目的就是培养锻炼自我惩罚的能力——无论人们靠自我惩罚是否能达到什么目的。于是，整个运动的结果就产生了那种并不特别新奇的学说，即艺术和生活两者都必须抛弃和否定。这是给发生着轰轰烈烈变革的世界所引入的最黑暗的反动倒退力量。
奇怪的很，这种僵死的学说，这种从复杂危急的现实生活逃避到修道院式的严严实实的虚无茫然之中的学说，竟然在教授们中间广泛流行，颇受垂青。要知道教授们是处在人们本来预料是充满豪放勇敢，富于智能上的冒险精神的国土上的。并且，这种学说越发地将富有创造精神的作家们与宽厚仁慈的熏陶感染隔绝开来。无疑，这些熏陶感染本应来自各个大学的。
但是，情况始终如此。美国从未产生过自己的布兰代斯、泰纳、歌德和克罗齐。
虽然美国聚集着大量有创造才能的人，但是我们的评论工作却基本上一向成了由妒贤嫉能的老处女们、报道棒球比赛的记者们，以及尖刻的教授们所从事的令人寒心，毫无意义的营生。我们伊拉兹马斯们一向是乡村女教师。在从来就不存在一个有能力树起标准的人的情况下，怎么能有标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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