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杜加尔
我有幸参加这样隆重的盛会，承皇太子殿下光临，又有众多著名人士参加，更使我加强了刚才听到对我的过奖之词时产生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很像一只刚刚从窠里唤醒并暴露在白日光线下的猫头鹰，他本来习惯于黑夜，现在却被眩目的光明弄花了眼睛。
我为瑞典学院赐给我的特殊荣誉感到骄傲；但是我无法向诸位掩饰我的惊奇。自从我蒙受到你们对我的过分厚爱的时刻起，我一直在问自己，应该怎样来解释它。
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祖国。我很高兴今年被选中的是一个法国作家，这说明尊敬的瑞典学院认为，这种光荣应当特别给予我们法国的文学。另一方面，在我的同胞里，我认识好几位具有崇高、雄浑思想的伟大诗人，你们本可以更有理由选中他们的。那么，我为什么今天能站到这个光荣的位置上来呢？
最初，虚荣心这个从来没有被制服的魔鬼在我耳边悄悄说了些恭维话。我甚至问我自己，把这种荣誉给予一个像我这样自称为“没有教条的人”，是否表示学院在强调，在这个世纪里，当每个人都有所“信仰”，有所“主张”的时候，存在着某些“犹豫”、“怀疑”和“质问”的人，也许是有益处的。这些人具有独立见解，不为党派思想所惑，他们经常关心发展他们个人的良知，以求保持一种人类最客观、最宽容和最公正的“探索”精神。
我还希望，这突然的荣誉表示承认我所重视的某些原则。对于一个声称他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看法的人来说，“原则”是个重大的字眼。不过我必须承认，我在艺术实践中给自己定下了一些准则，我是努力忠实地执行它们的。
当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在英国作家托玛斯·哈代的一部小说里读到了关于他的一个人物的一段话：“生命的真正价值对于他来说，似乎并不在于它的美，而在于它的悲剧性。”这段话唤醒了我内心深处的一种直觉，它和我的文学事业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从此以后，我一向都认为，长篇小说的主要目标就是表现出生活的悲剧性。今天，我还想加上：表现个人生活的悲剧性，一个“正在形成的命运”的悲剧性。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提到托尔斯泰的不朽榜样，他的作品对我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天才的小说家能从这种激情辨别出来：他要不断深入了解人，从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身上抽出个人生活的特点，抽出每个人物不会重复出现的、使他成为典型的东西。依我看，一个小说家的作品有没有可能流传下去，就看他在他作品中捕捉到的个人生活的质与量。但这仍然不够，小说家还必须拥有对日常生活的感受力；他的作品必须表明个人对世界的想像力。在这方面，托尔斯泰是个大师。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或多或少都隐约受到抽象思索的缠扰，他是人类经历的记录者，他的每个人物的身世不是对人物进行一般调查，而在于能引起人们对生活意义的不安询问。我承认，我很高兴瑞典学院院士们在赞美我作为小说家的创作时，也间接地肯定了我对那位无与伦比的楷模的崇拜，肯定了我为学习他的天才指导所付出的努力。
虽说在这个喜庆的场合提起一些纠缠着我们大家的痛苦想法使我有些不安，但我还是想以一个比较阴郁的设想作为结束。不过，瑞典学院把知识界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九一四年夏天》的作者身上来的时候，也许就是在表示一种特殊的意图。
这是我最新作品的名字。我自己不便判断它的价值，但我至少知道我打算做什么：我写这 3 卷作品时，力图再现 1914 年总动员前夕欧洲的不安气氛。我力图指出各国政府的软弱、犹豫、冒失和遮遮掩掩的贪欲；我尤其力囹再现和平的人们面对浩劫来临的麻木状态。他们就要成为浩劫的牺牲品。这场浩劫将带来 900 万人的死亡和 1000 万人的伤残。
当我看到世界上最高权威的文学评判者之一以它无可争议的权威支持这
些卷作品的时候，我自认为其原因或许是这些书的广泛流传，保卫了某些重新受到威胁的有价值的东西，反对了战争力量的不祥传染。
因为我是西方世界的儿子，而这里的战争叫嚣使我们的心灵无法平静。既然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一堂，正逢 12 月 10 日，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那位“不仅仅是影子”的行动家，在他最后的岁月里，例乎确实把他最大的希望寄托在国与国之间的和睦团结上了。）的逝世纪念日，情容许我坦率地表示，如果我的作品——用他的名字给予了荣誉的作品——不但能有益于文学事业，而且能有益于和平事业，那会使我多么愉快。在当前我们大家所经历的不安日子里，鲜血正在地球两端的地方流淌，苦难毒化了所有一切地方的气氛，而盲目的狂热正围绕着裸露的大炮在沸腾，无数标志再一次预告：使战争可能发生的那种消极的失败主义情绪和普遍的承认态度正在卷土重来。在人类正经历的这个极端严重的时刻，我希望——并不是出于虚荣心，却是带着内心的极度不安，希望人们能阅读和讨论我的关于《一九一四年夏天》的那些册书，希望它们能提醒一切人——忘却住事的老人和不了解或不关心住事的年轻人——回忆起过去的惨痛教训。
（引自漓江出版社《蒂博一家》，1986 年，文美惠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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