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

托·斯·艾略特

当我最初开始考虑今晚上要对你们说些什么时，我只是想对瑞典学院能授予我的崇高荣誉表示我的感激之情。但要充分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我的职业是与言语打交道，但言语在那一刻却越出了我的掌握。如果仅仅说我意识到已获得了一个文人所能得到的最高国际荣誉，其实只是说了每个人都已知晓的事，倘若要表白我自己的受之有愧，则会对学院的睿智投上怀疑的阴影，假如要赞扬学院，又会使人们想到，我，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赞同人们对作为一个诗人的我的承认。因此我是否能够请求：让这些都作为想当然的事而不用多说了——当我得悉自己获奖，我感受到了任何一个人在这样的时刻会体会到的正常的欣喜和虚荣的感情，既乐于听到人们溢美之辞，又对一夜之间成为一个公众注意的人物的种种不便感到恼火？要是诺贝尔奖与其它的奖在种类上是相同的，而只是在程度上高一些，我仍会努力去找到感激
之辞，但既然它与任何一种奖都截然不同，要表达一个人的感情就需要语言所不能给予的帮助了。

因此我必须努力用一种不那么直接的方式来表达我自己的感情，那就是向你们谈一谈我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的认识。如果它仅仅是对成就的承认，或对一个作者的荣誉巴越过他自己的国界和语言的承认，我们可以说，几乎任何一个时刻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比其他人更值得这样荣光非凡。但我在诺贝尔奖里看到了一些多于、而且不同于这种承认的东西。在我看来，这更是一种个人的挑选，从一段时间到一段时间，从一个国家到一个国家，由一种恩惠似的东西挑选出来，去履行一个独特的职责，成为一种独特的象征。一场仪式举行了，借此一个人突然被赋予某种他以前未曾履行过的职责。因此问题不在于他是否值得被挑选出来。而在于他是否能履行你们分配给他的职责，这就是要像任何人能做到的那样，作为一个代表去作出努力，代表着比他自己所写的东西的价值要重要得多的东西。

诗歌通常被认为是最具地方色彩的艺术；绘画、雕塑、建筑和音乐都可以被所有能听或能看的人欣赏。但是语言，尤其诗的语言，是一件不同的事。似乎，诗歌把人们分离开来而不是团结拢来。

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牢记，虽然语言构成了一个障碍，诗歌本身却给我们一个去努力克服障碍的理由。欣赏属于另外一种语言的诗歌，就是欣赏一种对这种语言的人民的理解，一种我们不能在其它方式中获得的理解。我们也不妨想一想欧洲的诗歌史——一种语言的诗歌能给另一种语言的诗歌的巨大影响。我们必须牢记每一个有成就的诗人从与他自己不同语言的诗歌中获得的巨大收益。我们还不妨考虑一下，要是诗没有受到外国诗的哺育的话，每一个国家和每一种语言的诗都会衰亡和消失。当一个诗人对他自己的人民说话，对他起了影响的其它语言的诗人的声音也在说话，与此同时他自己也是在对其它语言的青年诗人说话：这些诗人将会把他的生活景象的一部分和他的人民精神的一部分传递到他们自己的作品中去。部分由于他对其他诗人的影响，部分通过翻译——这必须是其他的诗人对他的诗的一种再造，部分通过那些与他运用同一语言，虽说自己不是诗人的读者，诗人能够对促进不同民族问题的理解作出贡献。

在每一个诗人的作品中，必然会有许多只能对那些与诗人居住同一地区，使用同一语言的人们才有魅力的东西。尽管如此，“欧洲的诗”一词是有意义的，甚至“全世界的诗”一词也有着意义。我认为，在诗歌中，不同国度和语言的人民——虽说不管在哪一个国家中都只是通过一小部分人——能获得一种相互理解，这种理解虽然不全面，却至关重要。我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当它奖给一个诗人时——主要是对诗的国际价值表示肯定。要作出那样的肯定，就必须不时指定一名诗人。于是我此刻站在你们前面，不是凭着我自己的成就，而是就一段时间来说，作为一个象征，象征着诗的重要意义。

在授奖之前，瑞典学院的古斯塔夫·赫尔斯特特洛姆说了这样一段话：“谦卑也是你艾略特先生视为人的德行的一大特点。‘我们唯一能希望获得的智慧是谦卑的智慧。’一开始时这似乎不可能是你远见卓识的最后结果。你生于美国的中西部，那里垦荒精神依然篷蓬勃勃，又在波士顿长大，那可是请教传统的要塞。你在青年时代来到欧洲，接触到古老的世界战前的文明类型。爱德华二世、威廉皇帝、第三共和国，“风流寡妇”的欧洲。这种接
触对你是一大震惊，在《荒原》中你把这一震惊表达得淋漓尽致了，诗中欧洲文明的混乱和庸俗成了你尖锐批评的目标。但在批评下面又有着深沉和痛苦的幻灭；在这幻灭中生长出同情，从同情中又出现了越来越强的欲望——要从混乱的废墟中抢救出一些残存的东西，借此秩序和稳定性也许能得以恢复。你在现代文学领域中长期以来占有的地位，使人想要将其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25 年前在心理学领域中的地位作一比较。如果我们能作一比较的话，他创建的心理分析疗法的新颖也许可与你用来传达你信息的革命的形式媲美。但这条比较的路还可再走得远一些。对弗洛伊德来说，混乱最深的原因在于现代人的文化的不安定。按照他的意见，人们必须努力得到一种集体的和个人的平衡，这种平衡就必须始终考虑进人的原始冲动。你，艾略特先生，持了相反的意见。在你看来，人的获救在于文化传统的维持，在我们更成熟的岁月里，这在我们身上比原始有着更强的生命力。而我们如果要避免混乱就得维持文化传统。传统不是我们抱在身上的死气沉沉的负担，在我们青年时代对于自由的向往中，我们曾试图把这种负担摔掉。这恰恰是未来收获的种子将要撒下的土壤。作为一个诗人，艾略特先生，你对同时代人和年轻的同行所起的影响，也许要比我们时代的任何一个人都要深远。”

（引自漓江出版社《四个四重奏》，1985 年，乔凌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