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加缪
在接受胸怀坦荡的贵学院如此慷慨地授予我的荣誉之际，我的感激是恳切深沉的。特别是当我虑及这种补偿在何种程度上超过了我的劳绩时，就益发如此。每一个人，以及在更充分的理由上说，每一个艺术家，都希望得到人们的承认。我也并不例外。但是，在得悉你们的决定时，我不能不把它所产生的反响同真实的我两相比较。对于一个惯于在工作中独处或在朋友中幽
居，只是充满怀疑而其创作仍然有待于成熟的几乎还算年轻的人来说，当他听到你们突然将他孤零零的一个人，置于眩目光辉中心的裁决时，怎能不感到一种惴惴的心悸？而且，在包括最伟大的作家在内的欧洲其他作家都受到谴责而沉默不语，在他出生的国家正在经受无边痛苦之时，他能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来接受这个荣誉呢？
我就感受到了这种震惊和内心的躁动不安。简言之，为重新得到心情的平静，我不得不接受这份过于慷慨的运气。鉴于仅靠我的成优无法不辜负这一荣誉，我发现除了那即使在我处于最不利的逆境中终生支持我的观念以外，别无任何东西。这就是我对艺术和作家所起作用所抱的观念。请允许我以感激和友善的心情，尽量简单地把这种观念告诉诸位。
对于我个人来说，我的生活不能没有艺术，但又从来没有把艺术摆在一切事物之上。就另外一方面而言，我倘或需要艺术，那是因为它不能同我的同胞相分离，并使我这样的人能够跟同胞生活在一个水平之上。艺术是凭借为人们提供普通人欢乐与痛苦的画面，来打动绝大多数人的一种手段。它迫使艺术家个人不脱离人民；使他服膺于最卑微、最普通的真理。情况往往是，一个由于自以为与他人不同而选择了艺术家生涯的人，很快就会认识到，除非他承认与别人毫无二致，否则他就既不能维持他的艺术，也不能维持他的与众不同。艺术家在他不能或缺的美感和他不能使自己摆脱的社团之间的中途，便与他人融合到一起了。这就是真正的艺术家不能蔑视任何事物的原因：他必须去理解而不是去判断。而且，他们倘或必须在这个世界上选择立场的话，那么，或许只能选择与社会站在一起的立场。根据尼采的不平常的说法，在这个社会里进行统治的不是法官而是其创造者，而无论这个创造者是工人还是知识分子。
出于同样的原因，作家所起的作用不能摆脱困难的义务。根据这一界定，他今天就不能使自己服务干那些创造历史的人们，而是服务于那些受到历史折磨的人们。不然，他就会孤立无援，失去艺术。具有百万人马的暴政大军，并不能都使他摆脱自己的孤立处境，即便是而且特别是当他与这些大军沆瀣一气的时候。然而，在世界另一端，一个受到羞辱的囚犯的缄默，却足以让作家摆脱自己的离群索居，至少是每当他在自由的特权之中，努力牢记这种缄默，并为了使缄默通过他的艺术手段回响于世，而努力传达缄默的时候。
在我们当中，谁都无法伟大得足以担当这项任务。然而，无论在什么生活状况下，是在默默无闻还是取得了暂时的声望时，是禁锢于暴政的铁链还是一时之间可以畅所欲言时，一个作家在尽自己所能接受构成自己匠艺之伟大的两项任务这一条件下，就能生活于一个确认他的社会里面。这两项任务就是：服务于真理，服务于自由。由于他的任务是把尽可能多的人民团结起来，因此，他的艺术就不能向凡在它们肆虐的地方，都能滋生孤独的谎言和卑躬妥协。无论我们个人有什么弱点，我们匠艺的高贵一向植根于两项难以维持的义务：对于自己所了解的拒不撒谎，和对于压迫进行抵抗。
在过去 20 年的疯狂历史中，像我这一代所有的人一样无助地失落于时代痉挛的我，一直由一件事物支持着，即由那种在今天进行创作是一种荣耀的隐秘情感所支持着，因为这种活动是一种义务，而且不仅仅是写作的义务。具体地说，就我的力量和情况而言，这是与经历过相同历史的所有人一起，来忍受我们共同的痛苦，产生我们共同怀抱的希望的一种义务。这些人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初，在希特勒取得政权和最初的革命试验开始时，都
已成长到 20 岁，然后又作为学业的结束，面临着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集中营的世界，郎充满酷刑和监禁的一个欧洲——这些人今天不得不在一个受到核毁灭威胁的世界上，生儿育女，创作自己的作品。我看，谁也不能要求他们成为乐观主义者。我甚至认为，我们应当理解人们的恐怖，并永不停息地与恐怖进行斗争。这些人们在过度的绝望之中，坚持过可耻生活的权利，并且匆匆遁入这个时代的虚无主义，而事实依然是，在我的国家和欧洲，我们大多数人都摈弃了这种虚无主义，投身于正当合理的求索。为了获得重生，并公开地反对在我们历史上正发挥作用的死亡本能，他们必须为自己熔铸一种在灾难时代生存的艺术。
毫无疑问，每一代人都受到感召，来改革这个世界。我这一代人都知道，它将不去改革世界，然而它的任务或许更为重大。这个任务在于制止世界毁灭自身。这一代人是一个腐败历史的承继者。在这种历史里，混杂着堕落的革命，疯狂的技术，死亡了的诸神，和破败陈旧的意识形态，平庸的势力可以摧毁一切，而又不复知道怎样让人们心悦诚服，心智贬低了自己的身价，变成了仇恨和庄迫的奴仆。这一代人从自我否定出发，不得不在内心和外界重新确定一点点使生与死具备尊严的东西。在面临分崩离析威胁、我们大审判官铤而走险建立永恒的死亡王国的世界上，这代人知道，应该在跟时间的疯狂竞赛当中，恢复各民族之间的并非奴役的和平，重新协调劳动和文化，并与所有的人一道重新设立诫碑的约规。这代人能否完成这项巨大任务，尚无法确定，然而，他们已经在世界各地揭竿而起，反对那对真理和自由的双倍挑衅，并且明白在需要时怎样没有抱恨地牺牲。无论在哪里发现这种人，他们都值得获得尊敬和鼓励，特别是他们在做出自我牺牲的时候。无论怎么说，我应当把你们授予我的这项荣誉，转赠予这一代人，这你们会肯定完全同意的。
与此同时，在大略讲过作家匠艺的高贵以后，我应该把作家放在他的恰当地位上。他除了与自己的战友共享的权利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权利。这些权利就是，他容易受到伤害而又顽固执著，没有正义而又热切地争取正义，无论在什么人面前都不卑不亢地从事他们的事业，永不停息地分裂于苦与美之间，而最终投身于从自己的双重生存中去获取他在这个破坏性的历史时刻，所一直执著地努力竖立的那些创造。在这种种经历之后，谁能期盼他给予完全的解答并具有高尚的道德呢？真理是神秘的，不易把握的，永远需要人们去征服。自由正如同它让人欢欣鼓舞一样，也是危险且难以善处的。我们必须痛苦而又坚定地迈向这两个目标，并且事先确知在这样漫长的道路上，会出现跌脚失误。那么现在，又有什么样的作家敢于心安理得地自诩为美德的布道者呢？就我个人而言，我必须再次宣布，我不是这样的作家。我还从来没有能够捐弃过光明，即存在的欢乐，以及我成长于其内的那种自由。可是，虽然这种怀旧说明了我的不少错讹失误的原因，但无疑也有助于我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匠艺。这种怀旧仍然在禅益于我，来毫不置疑地维护那些默默无言的人，他们所以忍受了这个世界上替他们安排好的生活，只是因了那短促而自由的幸福回到了他们的记忆之中。
这样，在还了我以真正的面目，在说明了我的困难信念的局限和受惠于他人以后，我在结束讲话时就可以比较轻松地评论一下你们方才授予我的这项朵誉的慷慨程度，可以比较轻松地告诉各位，我之接受这项荣誉，是把它当作对所有那些共同进行过同一战斗，没有获得什么特权，却相反饱尝了痛
苦和迫害的人们的一种敬意。我剩下来想说的是，我从内心深处谢谢诸位，并且向你们公开说出，每一个诚实的艺术家日日都在不断向自己默许的那同一个古老诺言：即忠实，以表示我的感激之情。
在受奖讲演以前，瑞典学院院士 B·卡尔格兰向这位法国作家致词：“加缪先生，我是学习历史和文学的，想首先向你讲话。我并没有奢望和勇气，来评断你创作的性质和重要性——比我更胜任愉快的批评家已经充分对此作了阐明。请让我向你保证，我们为目睹第 9 次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一个法国人，深深感到满意。特别是在我们倾向于把心智上的关注、钦羡和模仿，转向那些因其丰厚物质安源而成为领导者的民族的时代里，在瑞典以及其他地方却仍然存在着一大批精英人士，他们没有忘记并将永远牢记几个世纪以来，法国精神在西方文化中所起到的而且将继续起到的占压倒优势的主导作用。我们发现，在你的作品里高度展示出，你们的文学语言所固有的那种澄明消澈，那种洞烛精微，以及那种无法模仿的艺术。你是这一惊人法国精神的真正代表，我们向你致敬。”
（李自修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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