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沃·安德里奇
瑞典学院的带贝尔委员会在执行它所担负的崇高责任时，将今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一项国际性的荣耀——颁给了一位来自“蕞尔小国”的作家。在接受这项荣耀之际，我除了希望就这一个国家向诸位说几句话外，更希望就诸位慨然以此奖来褒扬“小说家的工作”的行动，发表一下我的感想。
我在国内的一位同行曾经非常贴切地形容我国为“两个世界间的小国”。这话一点不假。由于有一个无比动荡和坎坷的过去，所以她显得十分落后。不过，靠重大的牺牲与惊人的努力，这个国家目前正以极快的速度，企图在包括文化活动在年的各方面急起直追，以赶上先进的国家。于是最近，这个国家的文坛上陆续出现了一些对世界文学有贡献的新锐作家及优秀作品。这些作家们的努力，也逐渐引起世人的注意。诸位便是在这时，于挑选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奖人之际，对我国的文学活动作了一番详细的考察。而我国也终于有一位作家获得了诸位的表扬；这对我们而言，确实也是一项莫大的鼓励，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在这里向诸位表示诚挚的谢意。
接着，我将就诸位所褒扬的“小说家的工作”，再说几句话。对我而言，这个话题可以说是复杂、困难多了。既然创作活动实际上只是小说家本人的一部分，则由小说家来谈“小说家的工作，”有可能说出什么惊人的见解呢？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宁愿相信：所谓的艺术家，要不是指著名的古人，便是指隐遁、沉默的当代人。这些人并且宁愿相信：现身说法的方式，反而会使一位作家无法清晰、透彻地向读者解说他的艺术。这种看法不仅相当位作家来批评他自己的作品，断不可能有什么高明卓见。我尤其记得当年读歌德作品时，他的信条“艺术家的职责是为创作，而非谈论”是何等地深入我心。隔了许多年后，我又异常感动地从天不假年、英才早逝的阿尔贝·加缪杰出的作品中，看到了相同的见解。
因此，在我看来比较适当的一个作法是：在这篇简短的致词中，让我泛泛而谈一般的小说家和小说，而避免谈我自己。千万年来，人类一直在地球
的每一个角落里，用种种不同的语言，互相说着故事。而人所说的一切故事，都是与“人的处境”有关，从我们远祖在茅舍中、炉火旁所说的古老故事，到此时此刻世界各地出版社正准备付印的现代小说，无人不是围绕了这个主题。而人类所一直乐于互相讲述的，也正是这一类的故事。故事的风格和讲述的方式固然随时代及环境的不同而改变，可人对于讲故事及转述故事的兴趣，却是永远不变的。于是，故事源源出现，从未枯竭。人们也因而几乎相信；人类自开始有意识以来，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地在对自己讲同一个故事：尽管在外表上，这个故事随着各个讲述者性格的不同而呈现无穷的风貌。人们甚至相信：人类一直在不断他讲这个故事给自己听的目的，就和“天方夜谭”中那位传奇性的、能言善道的王后山鲁佐德一样，是想要拖延刽子手行刑的时间，是想要遏止那无时无刻都在威胁着我们的命运，是想要延续生命与时间的幻觉。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小说家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是靠着他的作品去帮助别人、了解自己？是不是代表所有无法表达自己，或因为被生活压垮而无力表达自己的人们发言？要不然，小说家是不是像那些走黑路时唱歌为自己壮胆的小孩一样，只是自己说故事给自己听呢？再不然，小说家所以会说这些故事，是否为了要向我们指出经常出现在我们生活里的种种艰难险阻，并将我们从浑沌无知中唤醒，使我们对生命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如果是这样的话，则一位优秀小说家的作品，除了会映照出我们的行为之外，还会指出我们所忽略掉的，我们所应当要做的，乃至我们不该做而做了的。这一来，我们或许要怀疑：人类是否根本无法从这些不管是口述的这是写在书上的故事中找到自己真正的历史。我们甚至要怀疑：从这些故事中，我们会不会完全无法掌握到人类历史的真正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故事究竟是以现代还是以过去为背景，已经无关紧要了。
然而，有些人会坚持：一个以过去为素材的故事，不仅忽视现代，甚至于还可以说多少有点回避它。依我看来，历史故事与历史小说的作者绝不会同意这种毫无根据的断语。他宁可承认，连他自己都不很清楚他究竟是在什么时刻，或者是用什么方法，从所谓的现在进入我们所说的过去。他并且宁可承认，他就像在梦里一样，很轻易地便跨进了世纪的门槛。不过，我们只要不断深入地探索下去，必然会发现：过去与现在其实都是以相同的现象，相同的问题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在现代，当一个人在不知情的、非主动的情况下被生了下来、被抛入了存在的汪洋之中，他都要被迫游泳、被迫存在、被迫拥有一个身分、被迫抵御外来的压力与震撼、被迫抗拒各种他不曾预料到，或根本无法预料到的行为。虽然光是这一切便已超过了他的能力范围，可他却还有一项更重大的任务，那就是他必须忍受自己对这一切的看法。一言以蔽之，他必须扮演“人”的角色。
因此，作家发现：就是在现在与过去之间那条假想的分界线的彼端，自己还是在和“人的处境”互相较量着。他必须尽可能详细地观察它、了解它。他必须认同它、必须把它容纳到他的生命里。因此，在准备讲述一个故事给读者听的时候，他必须以一种尽可能美、尽可能单纯、尽可能具有说服力的方式，使该处境变为他那个故事的脉络纹路。
一位作家怎样做才能达成这个日标呢？他必须按什么途径，仰仗什么手段呢？对某些人来说，是靠着放任想像力。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靠着长期研究历史及社会演化，以掌握其教训。后者试图要透彻了解历史的实体与意
义。前者则抱着玩世不恭的态度：历史在他们眼里，就像一位多产的法国小说家所说，“只不过是用来撑展我作品的架子罢了。”换句话说，一位小说家可以用千百种不同的方式来从事写作。因为，唯一真正重要、真正具有决定性的，乃是作品的本身。
若要使读者一下子便能明白，一位历史小说的作者可用下面这句俗语来作为他作品的诠释：我思索往昔的时光，心中却牢记永恒的岁月。不过，不管作者用不用这句话来解释，作品本身的存在即已清晰表达了这个想法。
然而，归根到底，上述这一切其实只不过是一些关于技巧、品味及方法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们不过是和作品有关，或隐隐有关的一种知识罢了。一个作者究竟是在表现过去，还是在描绘现在，或是勇敢地跃入未来，那都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他作品中所蕴含的精神，以及他作品传递给人类的信息。在这些方面，显然是没有规则可寻的。每一位作者都是以他个人内在的需求，以他个人的兴趣（不管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为标准。每一位作家都有他自己特定的构思及表现方式。每一位作者都必须为他自己的故事担负起道德责任，同时每一位作者都应享有充分的创作自由。不过，在结束这篇陈述之时，我希望今天的作家们讲给同时代人听的故事——不管它们的风格、内容如何——都不应为仇恨所腐蚀，不应被杀人机构的噪音所掩没。它应该是从爱中滋生出来的。它应该是从一种自由而宁静的人类的理想中蕴育出来的。因为小说家写小说的唯一目的，乃是为了人和人性。这点最关键。而这也正是我在这次盛会中发表这些心得时最希望强调的一点。最后，情诸位允许我在此像我开始时一样，再次向诸位表达最诚挚的谢意。
（毛信德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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