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斯坦贝克
瑞典学院觉得我的作品配得上这项最高的荣誉，我表示谢意。
在我的心中或许还有疑惑，我是否比我所尊崇的其他文人更有资格获得这项诺贝尔奖——但我本人获了奖，我的快乐和自豪是不言而喻的。
按照惯例，本奖的接受者应就文学的性质和方向作出个人的或者学者式的评论。然而，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以为最好还是考虑一下文学的创造者的崇高的义务和责任。
诺贝尔奖和我所站立的这个地方具有着极高的声望，这驱使我不能像一只满怀感激之情和满腹歉意的耗子那样叽叽地叫，而是要像一头狮子一样咆哮，而这又是出于对我的职业的自豪，出于对若干世纪以来从事这项职业的伟大的好人的自豪。
文学并不是由在空荡的教堂里唱着启应祷文的苍白而又丧失了男子气的苛求的僧侣们宣告出来的——它也不是与世隔绝的上帝的选民的一种游戏，那些选民卡路里低而且绝望，是些不值钱的乞丐。
文学就像言语一样古老。文学成长于人类对它的需要；而且它除了变得更为需要之外，并无其他改变。
古代北欧的诗人，吟游诗人以及作家并不是分离的，排他的。从一开始，他们的功能、他们的义务和责任就由我们这个物种给颁布出来了。
人类一直在经历着一个灰色而又荒凉的混乱时期。我的伟大的前任威廉·福克纳在这里演讲的时候，把这称之为普遍的恐惧的悲剧，人们对这种恐惧忍受了这么长的时间，使得精神的问题不复存在，因而似乎只有与其自身相冲突的人心的问题才值得一写。
福克纳比大多数人都更意识到入的软弱以及人的力量。他知道，对恐惧的理解以及恐惧的解决是作者存在的理由的重大部分。
这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作家的古老的任务并没有改变，他有责任揭露我们的许多可叹的过失和失败，有责任为了获得改善而将我们的愚昧而又危险的梦想挖掘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而且，作家已获得授权，可以宣告人已被证明具有达到心智伟大的能力并歌颂这种能力——这是一种在失败时获得勇敢的能力，是一种获得勇气、同情和爱的能力。在反对软弱和绝望的无休止的斗争中，这些是灿烂的、振奋人心的希望和竞争之旗。
我认为，一个作家如果并非满怀激情地相信人的可完善性，就不会献身于文学，也无资格跻身于文学。
当前之所以具有普遍的恐惧，是因为在我们对物质世界中的某些危险的因素的了解和处理中，有着一种超前的急流。
固然可以说理解的其他方面尚未赶上这伟大的一步，但却井无理由认为这些其他方面不能够或将不会与这伟大的一步并驾齐驱。确实，作家的一部分责任就是证实这一点是可以达到的。
在人类的漫长而又值得自豪的历史中，人类曾坚定地抵御着自然的敌人，有时是面临着几乎是必然的失败和灭绝，既然如此，我们如果在我们的最伟大的、潜在的胜利的前夕临阵脱逃，那就是怯懦和愚蠢。
我在阅读着有关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传记，这一点大家可以理解——书上说，他是一个弧独的人，思想丰富的人。他使爆炸力的释放得到改善，但如果不加选择，不为良心和判断所制约，这些爆炸力就既能产生出具有创造性的善来，又能产生出破坏性的恶来。
诺贝尔看到了对他的发明的某些残酷而又血醒的滥用。他可能甚至已预见到他的探索的最终结局——通向终极的暴力——通向最终的毁灭。有人说他变得愤世嫉俗了，但我以为并非如此。我认为他是要奋力发明一种控制，发明一种安全阀。我认为，他最终只是在人的心智和人的精神中找到了这种控制抑或安全阀。在我看来，他的思想在这些奖金的范畴中清晰地表示出来了。
这些奖金是为对人类和对人类社会的不断增长而又持续的了解而奉献出来，也就是为理解和交流而奉献出来，而理解和交流正是文学的功能。它们也是为对获得和平的能力的展现而奉献出来，而和平则是凌驾于一切的顶点。
他去世还不到 50 年，自然的大门并没有锁上，而我们则被提供以那种作出选择的可怕负担。
我们已篡夺了我们曾经认为系属于上帝的许多权力。
我们恐惧和缺乏准备，却又承担了对整个世界的生与死的支配权——承担了对所有生物的生与死的支配权。
那危险、光荣和选择最终取决于人，对人是否可以达到完美的检验就在眼前。
我们既然已获得了上帝般的力量，也就必须在我们自身寻找我们曾经祈祷某个神袄可能拥有的那种责任和智慧。
人类自身已经变成了我们的最大的危险和我们的唯一的希望。
因而今天，使徒约翰的话完全可以这样来加以释义：最后是道，道即人——道与人们在一起。
在斯坦贝克发表演讲词以前，学院院士桑德勒评论说：“约翰·斯坦贝克先生，你的作品在许多国家受到褒奖，获得普遍成功，在你的作品中，你是在悲剧境遏和喜剧境遇中的人的行为的勇敢的观察者。你以恢宏的气势和现实主义把人的行为描述给整个世界的读者大众。你的《和查利同游考察美国》不仅是对美国的一种探索，也是对美国的一种揭示，诚如你本人所说：‘这块怪物般的土地、这个最强大的国家、这个未来的小孩结果成了作为宇宙缩影的人的宏观世界。’由于你对真正美国性质的事物所具有的本能，你已成为美国生活的一个真正的代表而名闻于世。”
（王义国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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