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

诗歌还时兴吗？

埃乌杰尼奥·蒙塔莱

如果我得到的信息没有错的话，诺贝尔文学奖今年已经颁发了第 17 届了。如果荣获这一威望很高的褒奖有许多科学家和作家的话，那么其中活在世上仍然工作的人则要少得多了。他们中有些人出席了今天的盛会，我向他们致意，向他们致以最良好的祝愿。按照广泛传播的说法，即那些并非一贯可靠的预言家们的说法，今年或者未来可望的几年中，整个世界（或者说，至少是世界上人们认为已经文明化的那个地区），将要经历一场异常巨大的历史性转折。显而易见，这不是一个关于神学上向来世转化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关于人类自身毁灭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出现新的社会和谐一致的问题；这种和谐一致，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浩瀚无涯的乌托邦的管辖领域中才存在。到这一转折发生的那一天，诺贝尔奖将有 100 岁了。也只有到那个时候，诺贝尔基金会及其所颁发的奖金，在组成社会生活的新体制方面究竟做出了哪些贡献的借贷对照表，才有可能完全制作出来。无论是普遍幸福也好，或者稍有微疾也罢，但至少要做到将持续了好几个世纪的人类之间的猛烈抨击，中止几个世纪——我指的是人类生活，而不是回溯到亿万年前的氨基酸的出现问题，也不是指使人类在宇宙中起源的、或者说也许包含了构造人类的那些物质材料的出现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一番寻踪追迹的推导演绎需要多久的时光啊！不过，我不打算离题太远，我很想知道，诺贝尔文学奖所根据的评判章程是否公正，即我想知道，各种不同水平的科学以及文学作品，在广泛的“人文主义”意义上，在推广和捍卫新的价值观念方面，
是否都做出了贡献。回答当然是肯定的。那些由于对人类作出了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奖这项人人羡慕的褒奖，其登记在册的名单会很冗长。但是，那些在许许多多岗位上为人类工作的队伍，甚至没有意识自己是在为人类工作，还有从未奢望得到任何可能奖赏的队伍，因为他们没有写过作品、学位论文或学术论文，从未想到——正像意大利人常说的那样要去“让新闻记者们开腔”，这样的大队人马则多得数不清，实际上也不可能一一认清他们。无疑世上有许许多多纯洁完美的人，他们阻碍（当然还不够）了功刊实用主义风气的散布蔓延。这种风气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可以说助长了腐化堕落、犯罪、种种形式的暴力行为和偏执狭隘。斯德哥尔摩的学院院士们一向反对偏执狭隘，反对残暴的法西斯主义，还有那种以强欺弱的统治者压迫彼统治者的迫害风气。特别是在挑选文学作品上，他们的确如此。他们也挑选那些有时可能是厉害激烈的文学作品，但绝不会挑选像原子弹那样杀人致命的作品，因为原子弹是永恒的罪恶之树上结下的最成熟的果实。

在这一点上我并不坚持不让，因为我既不是哲学家、社会学家、也不是伦理学家。

我写过不少诗歌，为此我已经得到了奖赏。但我也是图书馆员、翻译、文学和音乐评论家，甚至也是一位失业者，因为我被公认对一个我无法热爱的政权缺乏尽忠精神。几天前，一位外国记者来采访我。她问道：您是如何分配时间和精力来从事这么多不同类型的活动的？如何花那么多时间来写诗，那么多的时间来翻译，那么多的时间来做管理员的工作？又如何花那么多的时间来安排日常生活？我尽力向她解释，就像人们计划安排工业上的工程项目一样，那是个计划安排时间的问题。世界上有很大一部空余时间被用来于那些无益的事情了。的确，我们时代的危险之一，就是对那些无用无益的东西进行交易买卖，对此年轻人特别敏感。

不管怎么说，我来到了这里，因为我写了些诗歌。诗歌是一种完全无实用价值的产品，不过却也无害。这就是诗歌伟大高尚的特点之一。但这并非是诗歌的唯一特点，因为诗歌是一种创作，或者说，全然是一种地域性的不治之症。

我来到这里，因为我写了些诗歌，除许多翻译文章和评论文章之外，有 6 部诗集。人们说过，这只是一点小小的产品，也许他们认为，诗人是商品的生产者；机器必须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不幸的是，诗歌创作不是做买卖搞交易。这是一种我们知之甚少的现象。正如历史学家和理想主义者克罗齐，与罗马天主教徒吉尔森那样，他们是两位截然不同的哲学家，却一致认为：写一部诗歌的发展史是不可能的事。就我而言，如果我将诗歌看成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物，那么我坚持认为，由于最原始的部族音乐的简单敲击声响，需要配上语言，便产生了诗歌。只是过了很久之后，语音和音乐才用某种形式书写下来，逐渐又分化而相互区别开来。接着出现了书面形式的诗歌，但与音乐所共有的关系已消楚地为人们所认识。诗歇趋向于在结构形式上呈开放型，于是便有了韵律、小节、以及所谓的固定程式。早在《尼伯龙根之歌》中，后来又在中世纪传奇史诗中，真正的诗歌题材是实在的，健全的。但是，致力于供人阅读的诗歌，不久也随着法国普罗旺斯诗人们的出现而出现了。诗歌渐渐地成了可视的作品，成因为诗歌描绘了意象，但诗歌也是音乐作品；诗歌将音乐和诗这两种艺术合成一体了。自然，诗歌形式上各种结构，是决定诗歌成为可视作品的重要因素。在能将诗歌排字印刷成纵行格式，并来将
空白完全占满的情况下，诗歌就为新章节的创作和重复再现留有余地了。即使某些空白间隔也具有某种价值。而散文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散文占满所有空白，并未表示出任何可发音的暗示。在这一点上，诗歌的韵律结构就可以用作小说叙述手法的理解手段了。这是就八行韵节的叙述手段而言的。八行韵节是一种 19 世纪初期就已陈腐的形式，尽管拜伦的《唐璜》（一部仅完成了一半的诗集）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

但是，到了 19 世纪末期，这种固定的诗歌格式，不再使人们的视觉或听觉感到满意了。观察英国的无韵诗以及对应的韵节格式，如含 11 个音节的自由侍，就可得出相似的结论。在此期间，绘画在与自然主义分离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在绘画枝法上立即得到了反映。于是，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要在这里详述这一过程，则需要过多的时间——人们就得出如下的结论：再现现实，再现真正的客观物体是不可能的事情，结果只能创造出无用无价值的复制品。但是，在玻璃试管中可显示和景物或人物同样大小的逼真图像来。画家卡拉瓦吉奥或者伦勃朗本可以对此临摹一番，画一幅杰作的。几年前在威尼斯的那次橱窗展览中，陈列了一幅黄种人的肖像画。这幅画的模特儿本人俗不可耐，但为什么不可以呢？艺术可以为一切开脱，除非不断靠近这幅画，否则人们不会发现，可悲的不是这幅肖像，而是所画的那位有血有肉的人。这个实验后来被警察阻止而中断。但是，从严格的理论角度而言，这幅画完全为艺术所开脱了。多年来，那些在大学里挂有头衔的评论家们一直宣扬着艺术毁灭的必然性，等待着有位先知来宣布世界的新生或复兴，但是新生也好，复兴也罢，人们却连一点征兆也觉察不到。

从上述这些事实中，究竟可以引出什么结论呢？很明显，艺术，一切视觉艺术，从艺术这个字眼的最糟的意义上讲，正变得通俗大众化了。艺术是消费品的生产，生产供人们在等待新世界的到来时使用和抛弃的消费品。在这个新世界里，人们将能使自身从周围环境中，甚至从自身的意识中解脱出来。我引用的例证，可以扩大延伸到那种专门产生噪音的音乐方面。这种没有区别的音乐，是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聚集起来收听的，目的是驱散他们因孤独寂寞而产生的恐怖感。但是，已经文明化的人类，为什么愈来愈发展到竟然惧怕自己的地步呢？

显而易见，我已料到会遭到反对，我们不可使社会病传播蔓延。也许社会病一直就存在着，不过，因为从前的传播手段不大可能让我们了解并诊断这些疾病，所以大家知之甚少罢了。我深为焦虑的是，一种普遍的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气氛，却伴随着一种日益广泛的享乐自得的风气；同时也深感不安的是，幸福（存在幸福的地方，也只是在世界上有限的一些地区）却带有黑黄色的自暴自弃的特征。在当代幸福文明的黑暗背景衬托之下，各种艺术有互相交错混合，丧失其同一性的趋势。大众传播工具，无线电，特别是电视，试图灭绝各种可能产生独立思考，沉思反省的途径，也并非没有取得成功。时间加快了节奏，刚刚几年前创作的作品似乎已经“过时”。听取艺术家的呼声的事，总有一天会成为一曝十寒的事情，既视时局风向的转换，也看是否有立杆见影的功效而定。因而，我们时代的新艺术就是一种观瞻物，不一定是将各种艺术的基本原理都包罗进去的舞台展览，只要对观众、听众或读者产生一种心理按摩作用就行。这种新的大杂烩的出奇制胜之处，全在导演的回天之力了。他的目标，不仅协调舞台的布局安排，而且要为作品外在地强加上意图，但这些作品本没有、或者已经包含了其它的意图。所有这
一切都空洞无物，对人生极端缺乏信念。在这种疯狂的裸露癖盛行的境况下，诗歌这门最为严谨认真的艺术会处于何种地位呢？所谓抒情诗是艺术品，是独立思考和多次印象积累的成果。这一点今天仍然适用，但是其范围大大受到了限制。然而，我们更多地遇到这种情况：俨然以诗人自诩的人，宣称已经跟上了新时代的步伐。接着诗歌成了追求音响和视觉效果的东西。诗的语言，像手榴弹爆炸一样，杂乱无章地四处抛洒，毫无真实的含意，却似发生了有许多震源的地震。诗的释义也就没有必要了，许多场合下只能靠心理分析方法也许有所帮助。既然强调了诗的视觉效果，诗也就可以随意转化，这例是美学史上出现的新现象。这并不是说新诗人们是精神分裂病患者。其中某些人能写出空洞无物的古体侍以及伪诗。也有的诗是为聚集在广场上的狂热人群面前呼口号而写的。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独裁者掌权的国家里。这类注重诗歌发音效果的运动员们，也并非全无才气可言，我将引用这类例证。如果这类例证仅与我本人有利害关系的话，我希望诸位原谅。但这一事实— —如果真实的话——说明：到现在为止，同时存在着两种类型的诗歌：一类是供眼前直接消费的应景作品，一经使用立即消亡得无踪无影；而另一类则能安静地长眠。但是，如果它有力量的话，总有一天会苏醒奋起。

真正的诗歌如同某些绘画，其收藏者鲜为人知，其价值也只有少数内行人知晓。然而，诗歌的生命并非仅仅存在于书本中，或者存在于学校收藏的文集中。诗人不认识，并且往往永远不会结讽自己的知音。我要给大家举一个有关我个人的事例。意大利报纸的档案栏中，有时登载有仍然健在的人的讣告。这些文章我们称为“假死”。几年前，在那不勒斯《晚邮报》上我发现了关于我的“讣告”，是由评论家、翻译家兼通晓数国语言的陶勒诺·朱伯提签署的。他写道，伟大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读了我的一两首译成俄文的诗歌后说道：“这就是我喜爱的一位侍人。我希望能够用意大利文阅读他的诗作。”这类小事件并不是不会发生的。我的第一部诗集是 1925 年开始流行的，而马雅可夫斯基（周游过美国和其它地方）于 1930 年自杀身亡。

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位善于在作品中真实反映生活，擅长传播人们呼声的诗人。如果他能说出上面的那一番活，那么我就可以说，我的诗歌，经过曲折而又预料不到的途径，找到了自己的知音。

然而，请不要相信，我关于诗歌的观念是唯我独有的。为所谓幸福的少数人写诗的观念，决不是我的观念。实质上，艺术总是为一切人的，而不是为哪一个人的，但仍然无法预料的是诗歌真正的知音。观赏艺术，大众艺术，向往对假想读者的身心进行按摩的艺术，其面前有无数条道路可通行，因为世界的人口还在持续不断地增长。但是艺术涉及的范因是无止境的。可以把一双拖鞋装上镜框，拿出去展览（我个人已经看到过我的诗作被人这样处理过），但风景，湖泊或者任何大自然的壮丽景象，是绝对放不进玻璃镜框中去供人观赏的。

抒情诗无疑已经打破了束缚它的障碍。已经有用散文形式，用一切优秀散文形式创作的诗歌。这些优秀的散文并非全是功利实用主义或空泛说教式的；也有用散文形式，或者起码多少明显是散文的形式，来创作诗歌的诗人；成千上万的诗人们写作了与诗歌无关的韵文诗句。不过，这一点影响甚少或者毫无影响。世界在不断发展，谁也无法预言世界的未来究竟如何。但是，我们不可相信，大众文化，由于具有来去匆匆和脆弱的特征，因而通过必然的重复反映，就不会产生一种既能保护自己，又能进行深思反省的文化。我
们大家可以为争取未来而齐心协力。但是，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世界的寿命可能是无尽头的。

我曾思索过，给我的这篇简短的演讲词加上这样一个题目：“诗歌在大众通讯工具的时代里能够幸存吗？”这也是很多人困惑不解的问题。但是，经过认真缜密的思考，就只能得出肯定的答案。如果有人说，所谓诗歌意思是指纯文学意义的诗歌，那么很清楚，世界的生产将继续过度增长。如果我们回过头来限定范围，只是说，出于恐惧，诗歌拒绝描写生产，只是说，诗歌的兴起几乎是一个奇迹，看来要为整整一个时代，整个语言文化界涂上防腐剂，使之不朽，那么，就必然会说，对诗歌而言，绝不存在灭亡的问题。

人们常常观察到，诗歌语言对散文语言的影响，具有决定性的促进作用。奇怪的是，但丁的《神曲》开始并没有产生具有高度创造性的散文作品。或者说，几百年之后才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但是，如果研究一番以龙萨为代表的七星诗社学派前后的法国散文，就会观察到，法国散文已经丢掉了柔和纤弱的风格——因此，法国散文彼鉴定为比古典语言相差甚远——并且在日臻成熟的道路上进行了一次实实在在的跃进，其功效异乎寻常。七星诗社并未像意大利新快乐风格诗人们——无疑是其借鉴的来源之一——那样，创作出风格题材同一的诗集，但是却给我们奉献了真正的“古典主义作品”，完全有资格收藏到可以想像得出的任何诗歌博物馆中。这是个关于审美鉴赏情趣的问题，这一情趣可以归入新古典主义范畴，而几个世纪之后，帕尔纳斯派诗人们经过努力也未能与之相匹敌。这向人们证明：伟大的抒情诗歌会消亡，然后再生，再次消亡，但是将永远是人类心灵创造出的最杰出的精神财富之一。

我们大家一块再来朗读若阿基姆·杜贝莱的一首诗。这位诗人生于 1522 年，33 岁时逝世，是位红衣主教的侄子。随红衣主教在罗马生活的好几年，唤起了他对罗马天主教廷的腐化堕落的极度憎恶。杜贝莱写作了大量诗歌，在模仿追随彼特拉克派传统的那些诗人们的作品方面，或多或少取得了成功。在纳瓦格罗所创作的拉丁文韵文诗的鼓舞之下，这些诗歌（可能写于罗马）证明社贝莱不负盛名，是他离乡背井时，对美好的卢瓦尔乡村痛苦怀念向往的成果。从圣伯夫到沃尔特·佩特（WaltevPatev）的作品可谓是奉献给若阿基姆·杜贝莱的值得永久纪念的献辞。可能的话，应按颂歌来朗读，因为这是个关于一首重要的诗的问题。从这首诗中，我们看到了“这位簸扬麦子的人”进入了世界诗歌的宝库。有可能的话，让我们努力再阅读一下这首诗，因为这是个有关鉴赏力在诗歌中的作用问题。

给您这轻盈的脚步，

过客一般。

走过飞逝的人世间。

瑟瑟的微风，

摇动绿荫婆娑的树枝。

我献出这紫色的罗兰，

这百合，这小小的花盏，

和玫瑰，

这芬芳的玫瑰，

还有石竹花，
都悄悄孕出花蕾。

您痛苦的气息，

吹拂着平原。

吹拂着日日夜夜，

而我在尽力劳动，

簸扬我的麦子，

在炎热的夏日。

这首《扬麦农民》是否是在罗马时，在紧急处理烦人的公务过程中，忙中偷闲而写的小插曲，我就不得而知了。这首颂歌能流传至今，应归功于佩特。一首诗，即使经过几个世纪，也能找到自己的鉴赏者。

但是，现在为了结束我的讲话，我应该回答有关给这篇讲话所加的题目一事。在经历了涌现出历史上许多新的国家，新的语言的充满消费风气的现代文明时代，在出现了机器人的文明时代，诗歌的命运会怎么样呢？对这个问题可能有很多答案。从技术上讲，诗歌是人人都能掌握的艺术。有一张纸，一支铅笔，人就可以写诗了。只是在第二步，才出现发表和发行的问题。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大火，使四分之三的希腊文学著作焚毁殆尽。

今天，即使不是一场全球性火灾，也可能使我们时代那滔滔不绝的诗歌作品丧失殆尽。但是，确切地说，这是个关于作品的问题，即是个受审美意识和风尚潮流制约的手工产品问题。暴风骤雨，暴乱骚动可以将文艺的殿堂夷为废墟，这是确实无疑的。但是，在我看来.同样确实无疑的事实是：许许多多印刷成书的诗歌，一定能经得起时代的洗礼和磨难。

如果人们指的是古老诗篇在精神上的复兴，在当代的复兴，以及对其起源进行新的评价解释，那么这个问题则是另一回事了。最后，人们说到诗歌时，其定义究竟限制在什么范围，仍然是个难以确定的问题。现在的很多诗歌是用散文形式表达的，很多韵文诗句是散文，而且是拙劣的散文。从紫式部到普鲁斯特的长篇小说艺术，已产生了伟大的诗歌作品。戏剧又怎么样呢？很多文学史甚至没有探讨这方面的问题，而列出了几个天才人物，分别给予论述。再说，又如何解释下面这种现象呢：中国的古诗，虽然经过各种翻译解释，仍能保存流传下来，而欧洲的诗歌却何以受到原文的束缚限制？下面的事实也许能解释这一现象：

我们在阅读白居易的诗作时，我们确信是白居易的诗，但是，我们在阅读那位技法超群的膺造诗人阿瑟·韦利的翻译作品时，情况又如何呢？人们可以加倍提出许多问题，因为我们所面临的现实是：不仅诗歌，而且整个的艺术表现领域，以及自称是艺术表现的领域，已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种危机感与人类的境况密切相关，与我们作为人类的现实存在密切相关，还与有关的信念或错觉密切相关——我们自己是享有特权的动物，自信是其命运的主宰者和保护人；我们的命运是任何其它动物无法索取的。那么，对艺术的命运到底会怎么样这个问题感到团惑不解，是毫无用处的，这就像我们们心自问下面这个问题一样毫无用处，明天的人，也许是不远的将来的人，能否解决自从混沌初分之日以来人类一直陷入的各种悲剧性矛盾（以及能否将混饨初分之日说成是一个遥遥无尽期的时代）。

（龚声文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