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贝娄
40 多年前，我在大学念书时，是个很不听话的学生。我总是选上一门课，然后就把我的大部分时间用来攻读另一门学科。因此，在我应当埋头钻研“货币与金融”的时候，我却在阅读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对此，我倒从来没有感到后悔过。康拉德之所以引起我的兴趣，也许是因为他像一个美国人— —他可以说是一个背井离乡的波兰人，终年漂泊在远离国上的海洋上，说的是法语，写的是英语，而且写得非常有力和优美。在我这样一个在芝加哥移民区长大的移民后裔看来，这样一个斯拉夫人——职务是英国船长，熟悉马赛港的大街小巷，写一种东方情调的英语——当然是不足为怪的！可是康拉德的真实生活并没有多大特别。他的题材也是平铺直叙的——忠诚、统率、海上习俗、等级制度、水手们在受到台风袭击时必须遵守的虚弱无力的守则。他相信这些看未虚弱无力的守则的力量，他也相信他的艺术。他的艺术观，在《水仙号上的黑家伙》的序言中作了简单明了的阐述。他说，艺术是给可视世界以最高公正的一种尝试，它试图在这个世界里，在事物中以及在现实生活中，找出基本的、持久的、本质的东西。作家获得本质的东西的方法，不同于思想家或科学家。康拉德说，思想家和科学家是通过系统的考察去认识世界的，而艺术家首先只是以他自身为对象，他深入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在这个孤寂的领域里寻找“感人的言词”。康拉德说，艺术家所感动的“是我们生命的天赋部分，而不是后天获得的部分，是我们的欢快和惊愕的本能 我们的怜悯心和痛苦感，是我们与万物的潜在情谊——还有那难以捉摸而又不可征服的与他人体戚与共的信念，正是这一信念使无数孤寂的心灵交织在一起 使全人类结合在一起——死去的与活着的，洁着的与将出世的。”
这一热情的论断大约写于 80 年前，生活在当代的我们接受起来不免会有所保留。我属于这样一代的读者。他们知道一长串高尚的或者听来高尚的词语，诸如“不可战胜的信念”、“人道”等等曾经遭到欧内斯特·海明威等作家摒弃的词语。海明威可以说是那些在伍德罗·威尔逊和其他夸夸其谈的政治家鼓舞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的代言人。这些政治家的豪言壮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这应当用满铺在战壕里的僵硬的年轻人尸体来衡量。海明威的年轻读者们深信：20 世纪这些惨不忍睹的事件，以它们致命的辐射，摧残和毁灭了人道主义的信念。因此，我告诫过自己，必须抵制康拉德的大话。但是，我却又从来没有认为他是错的。他的话像是直接对我而说的。富于感情的人显得软弱——他总觉得自己满身全是弱点。但是，假如他承认自己的弱点，承认自己的离群，从而能深入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不断加深自己的孤独感，那未他就会发现，他和其他孤独的人是心心相印的。
现在我不需要再怀疑康拉德的话了。但对有些作家来说，康拉德的小说——所有那一类小说——已经过时了，完结了。例如，有一位叫罗伯一格里那的先生，他是法国文学的领袖人物之一，“实物主义”的代言人。他写道，在萨特的《恶心》、加缪的《局外人》，或者卡夫卡的《城堡》这些当代名著中，都没有人物；你在这些作品中找不到个体，而只有统一体。他说：“描写人物的小说已经成为历史陈迹，它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特征——那个个人至上的时代的特征。”这并不一定是一种进步；罗伯一格里耶也承认这一点。
可是这是事实。个性被抹煞了。“还不如说目前是一个行政号码的时代。对于我们来说，世界的命运己不再与某些家族的个人成败共兴衰。”他接着说，在巴尔扎克的那个资产阶级时代，姓氏和个性很重要；个性是为生存和成功而斗争的武器。那时，“在世界上，有一定的个人面目还是重要的；因为在一切探求中，个性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他的结论是，我们的世界更加谦虚，它抛弃了个人全能的观点。但它同时具有更大的雄心，“因为它的目光放得更远。对‘人’的专一崇拜，已经让位给一种更为广泛的，不那么强调人类中心说的意识。”可是，他又安慰我们说，我们面前有着新的途径和得到新发现的希望。
在这样的场合，我不想进行论争。我们都知道对“人物”的厌倦意味着什么。典型人物已经变得不真实，而且令人厌烦。D.H.劳伦斯在本世纪初曾经说过，由于我们的本能遭到清教主义的损害，人类不再彼此关怀——而是互相厌恶。他说：“同情心破碎了。”他接着又说：“人与人是掩鼻而过。”此外，在欧洲，有好几个世纪，古典文学的威力竟大到使每个国家都有源自莫里哀、拉辛、狄更斯或巴尔扎克的“易于辨别的人物”。多么可怕的现象！这也许与一句极妙的法国格言有关：“一有个性，事情就槽了。”这句话使人想到，喜欢模仿的人类往往从方便的来源获取需要的东西，正如新城往往在旧城的瓦砾堆上建成。而且，根据精神分析的学说，本性的构成是丑恶的、僵硬的——它，我们只能忍从以对，不是一种可以欣然接受的东西。极权主义思想也攻击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有时还将人物的个性与阶级的特性等同起来。罗伯一格里那先生的论证中多少也有这个意思。对个性、拙劣的假面具、虚伪的存在的厌恶，有其政治上的后果。
但是在这里，我感兴趣的是艺术家优先要考虑的问题。一个艺术家是否必须从历史分析，从观念或学说着手，这样做好不好？普鲁斯特在《过去韶光的重现》中提到，年轻的、理解力强的读者，越来越偏爱具有高度的分析性倾向、道德问题或者社会问题倾向的作品。他说，他们喜欢自己认为较为深刻的作家，而不喜欢伯格特（《追忆逝水年华》中的小说家）。“但是，”普鲁斯特说，“自从对文艺作品用推理作评价以来，什么东西都不是稳定或确实的了。人可以证明他想证明的任何东西。”
罗伯一格里那的寓意并不新奇。它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涤除资产阶级的人类中心说，做适应我们高度文明要求的时髦事。人物呢？“病了 50 年，严肃的论文家们已经多次签署过它的死亡通知书，”罗伯一格里耶说，“但自从 19 世纪把它放上了受人崇敬的宝座以来，至今还无法把它全部推倒。现在它已成了一具木乃伊，但仍然道貌岸然地——尽管很容易戳穿——和其他受到传统评论崇敬的社会价值一起，蹲在宝座上。”
罗伯一格里那的文章题目是“关于几个陈腐的观念”。我本人也厌烦陈腐的观念和各式各样的木乃伊，但是我对于阅读小说大师的作品却从未感到厌倦。对于他们书中的人物，该怎样处理呢？是否应当停止对人物个性的研究？难道书中人物身上那么栩栩如生的东西，现在已经完全失去生命了吗？难道人类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个性真的那么依赖于历史条件和文化条件？那种种如此“权威地”向我们作的有关这些条件的解释，我们能同意吗？我认为问题不在于人的固有兴趣，而在于这些观念和解释。它们的陈腐与缺陷使我们感到厌倦。要想找到问题的根源，我们还得检查一下我们自己的头脑。“最严肃的论文家们已经签署过”人物死亡通知书一事，只不过意味着
另一群木乃伊，即知识界最受尊敬的人物，立下了这件法令。我感到可笑，竟然容许这班严肃的论文家去签署文学形式的死亡通知书。艺术应该遵从文化吗？肯定有什么东西出了毛病了。
一个小说家要是出于策略上的需要，并不是不可以放弃“人物”，但是以标志个人至上的时代己成陈迹等等为理论根据而这样做，那是荒谬的。我们不能让我们的知识分子支配一切。听任他们去操纵艺术，对他们自己也是没有好处的。他们看小说的时候，除了赞同他们自己意见的东西外，从中就什么也不找了么？我们在这地球上就为了玩这样的游戏？
伊丽莎白·鲍恩曾经说过，人物并不是作者创造的。它们早就存在，必须去寻找。假如我们不去寻找，假如我们不能重视他们，那是我们的过错。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要找到他们是不容易的。人的状况也许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难于明确阐述。那些说我们正处在一个世界历史的初期的人说得对。我们可以说是过多地涌流在一起了，似乎正在经历形成新的意识形态的痛苦。在过去 40 年里，美国几百万人受到了“高等教育”——在很多情况下说不清这究竟是福还是祸。在 60 年代的社会制度中，我们才首次感觉到现代的学说、概念和感情的影响，以及心理、教学和政治观念的渗透作用。
每年都有许多书和文章告诉美国人，他们的处境是如何如何不妙——其中有的明智，有的天真，有的言过其实，有的危言耸听，也有的像是狂人呓语。它们都反映了我们所处的危机，同时还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些危机；这些分析家正是他们为之处方的混乱和不安的产儿。我作为一个作家，正在思考他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对道义的极端敏感，对完美状态的向往，对社会缺点的不能容忍，他们那种感人的同时又是可笑的无止境的要求，他们的优虑、急躁、敏感、脆弱，他们的善良，他们爆发性的情感，他们对待吸毒、接触疗法和投掷炸弹的轻率态度。曾经是耶稣会教徒的马拉奇·马丁在一本关于教会的书中，把现代美国人比作米开朗琪罗的雕像——《奴隶》。他从雕像那一大块物质中，看到“一场没有止息的斗争正在完整地显现出来”。马丁说，这个美国“奴隶”在其斗争中受到重重围困，这种围团来自“那些自封的预言家、祭司、判官和他的苦难的制造者，他们对他做了种种解释、劝戒、警告和描述”。
让我花点时间比较仔细地来看一下这种苦难吧。在个人生活中，是不安或者近乎恐慌；在家庭中——对丈夫、妻子、父母、孩子来说——是一片混乱；在公民品行、个人忠诚和性生活方面（我不愿列举所有的方面，对此我们已经听腻了）——则更加混乱。而且，随着个人不安而来的是全社会的因惑。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了过去经常在科学幻想小说中引起我们兴趣的事情— —《纽约时报》提到了死光和苏美两国的太空卫星战。在 11 月份的《遭遇》杂志上，像我的同事米尔顿·弗里德曼那么稳重而又负责的一位经济学家，竟然宣告英国由于政府的大量开支很快会步智利那样穷国的后尘。他被自己的预测吓坏了。这可能吗？难道大宪章以来一直是自由和民主的伟大传统的发源地将以独裁政治而告终？“在这一传统中养育起来的任何人，几乎都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英国正处在失去自由和民主的危机之中；但这是事实！”
我们正试着和这些把我们打翻在地的事实共处。假如我有机会和弗里德曼教授辩论的话，我可能要请他考虑风俗习惯的阻力，英国和智利两国的文化差异，民族性格和传统上的不同；但是我的目的并不是投入一场不能获胜
的辩论，而是请你们注意我们不得不勉强接受的可怕的预言、混乱的背景与毁灭的景象。
你们可能认为在一期杂志上刊登这样一篇文章已经足够了，但是《遭遇》杂志的另一页上，还刊载有休·塞顿一沃森教授对乔治·凯南的新作的论述。凯南最近对美国的堕落及其对全世界的可怕意义进行了研究。在论述美国的失败时，他提到犯罪行为，城市衰败、吸毒问题、色情文艺、轻薄无聊、教育水平下降等等，他断言我们的巨大力量实际上毫无价值。我们不能领导世界，而且由于罪恶的侵蚀，我们也许无法保卫自己。塞顿一沃森教授写道：“假如居社会顶层的 10 万男女，包括决策人和帮助形成决策人思想的人，都决定投降的话，那就无法保卫一个社会。”
关于资本主义超级大国就讲这些。它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手们又怎样呢？我在《遭遇》杂志上又翻到剑桥大学英语讲师乔治·沃森先生写的一篇关于左派种族主义的短论。他告诉我们说，社会民主联盟的创始人海因德曼把南非战争称作犹太人的战争；他说维伯夫妇有时表露了种族主义观点（他们之匍的罗斯金、卡莱尔和 T.H.赫胥黎也表露过类似的观点）；他说恩格斯曾把东欧一些较小的斯拉夫民族贬为反对革命的种族渣滓；沃森先生最后引证说，西德“红军派”的乌尔里克·曼霍夫，在 1972 年法院审讯她时，曾声明赞同“革命的消灭”。在她看来，希特勒时期的反犹太主义，从本质上说是反资本主义的。有人引述过她的话；“奥斯维辛意味着 600 万犹太人被杀害和彼扔到了欧洲的垃圾堆上，作为有钱的犹太人，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提到这些左派种族主义者是为了表明：对我们来说，在光明与黑暗的追随者之间没有简单的选择。善与恶并不是对称地按政治路线来划分的。但是我已经说明了我的论点；我们面对着来自各方的忧虑，我们天天为之担优的是一切事物都在衰退和崩溃，我们既为个人生活而不安，又被社会问题所折磨。
还有艺术和文学——它们怎么样呢？是啊，是有一场激烈的骚动，但是我们并没有完全受它支配。我们还能思考、鉴别和感受。更为纯正、精妙、高尚的活动，并没有屈服于狂暴和胡闹。还没有。人们还是在写书和读书。要打动一个现代读者混乱的心，或许是更为困难了，但穿过喧嚣到达宁静的地带还是可能的。在这宁静的地带里，我们会发现他们正在热诚地等待着我们。探索本质问题的愿望随着精神混乱的加剧而增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无尽期的危机形成了这样一种人，他们经历过可怕的千奇百怪的事，在他们身上偏见明显减少了，他们抛弃了使人失望的空洞理论，他们具有与各种愚蠢行为共处的能力，并极其向往人类的某些水恒优点——譬如，真实，或者是自由，或者是智慧。我不认为我是在夸张，证据是不少的。这方面的证据是不少的。四分五裂吗？是的，不少东西是在四分五裂，但我们也正在经历一种奇怪的精炼过程。而且这一过程已经进行很久了。我研究了普鲁斯特的《过去韶光的重现》，发现他是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的。他那本描写大战期间法国社会的小说是对他的艺术力量的考验。他坚决主张：没有敢于正视个人或集体的恐怖的艺术，我们就认识不了自己或别人。只有艺术才能穿透世界的表面现实，这就是由骄傲、激情、智慧和习惯在各方面所建立的一切。还有另一现实，即我们所忽略的真正的现实。这另一现实经常给我们一些暗示：可是没有艺术，我们是无从领会这些暗示的。普鲁斯特把这些暗示称之为我们的“真实印象”。如果没有艺术，我们就看不见这种真实印象，即我
们永远存在的直觉，而只能有一堆“我们错误地称之为生活，而实际上只不过是谋实利的代用语”。托尔斯泰就有类似的说法。像他的那本《伊凡·伊里奇之死》，也描述了“谋实利”是如何使我们看不见生和死的。伊凡·伊里奇只有在他最后的痛苦中才撕毁了种种伪装，看穿了“实利”，从而成为一个人。一个“人物”。
普鲁斯特还能在艺术和毁灭之间保持平衡。他坚持认为艺术是一种生活必需，是一种伟大的独立存在，一种巨大的魔力。可是长期以来，艺术已经不但过去那样和人类的主要事业息息相关了。历史学家埃德加·温特在《艺术与无政府状态》中告诉我们：黑格尔很早以前就说过，艺术已不再吸引人的主要精力。如今吸引这种精力的是科学——是一种从事“理性探究的不懈精神”。艺术已经退居边缘。它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宽阔而五彩缤纷的境界”。在科学时代里，人们还在画画和写诗，然而，黑格尔说，在现代艺术作品中，尽管神可以显得十分显赫，尽管我们会发现“上帝和圣母玛利亚的形象”十分威严和尽善尽美，但这一切都是枉然的，我们再也不会顶礼膜拜了。虔诚下跪的时期早已过去。独创性、探险精神和着意创新已经取代了“直接沟通”的艺术。按照黑格尔的见解，这种纯艺术的最重要的成就是它摆脱了过去承担的责任，不再是“严肃”的了，而是通过“宁静的形式”，使灵魂“不再痛苦地卷入现实的局限之中”。我不知道今天谁会对艺术提出这样的要求，要它使灵魂不再痛苦地卷入现实。同时我也不敢断定，在当前，纯科学的理性探究精神，是否确实吸引了人的主要精力。这精力中心，也许只是一时的，似乎充满了我所论述的危机。
有一些 19 世纪的欧洲作家，确实不肯放弃文学和人类主要事业之间的联系。单是这一提法就会使托尔斯泰和陀思妥也夫斯基感到震惊。可是在西方，伟大的艺术家和公众疏远了。他们对普通读者和广大资产阶级产生了明显的蔑视。他们中的杰出人物看得很清楚，欧洲产生了什么样的文明。历史学家埃里奇·奥尔巴哈告诉我们，这种文明是光辉灿烂的，可也是不稳定的、脆弱的、注定要遇到灾难的。他说，有的作家写出了“怪诞而多少是骇人听闻的作品，或者用自相矛盾的极端的言论使公众感到震骇。许多作家根本不想让人理解他们的作品——不论这是出于对公众的蔑视，或者是出于对他们自己的灵感的崇拜，还是由于某种可悲的弱点，使他们不能做到既简单而又真实。”
在 20 世纪，他们的影响依然是主要的，我们当代的人尽管有激进主义和革新思想的表现，其实都是十分守旧的。他们追随他们 19 世纪的先驱，坚持老标准，对历史和社会做出了与上一世纪基本相同的解释。假如作家们想到文学可能再度吸引那种“主要精力”，假如他们意识到已经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要求从边缘回到中心，要求既简单而又真实，他们今天又该怎么办呢？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因为想回到中心就能回到中心；但是，我们不是可有可无的这一事实，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同时，危机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致可能要求我们回到中心去。然而提要求下命令是徒劳无益的。人们不能告诉作家该做什么。想像力必须开拓自己的道路。但是人们可以热诚地希望他们——希望我们——能从边缘回来。我们作家并没有充分地反映人类。美国人是怎样描绘自己的呢？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新闻记者或作家又是怎样描绘美国人的呢？根据一种合同式的宣传模式，他们观察
自己的方法是我们十分熟悉而又无可奈何的。根据合同而加以宣传的这些形象，起源于当代的世界观，罗伯一格里耶和我都非常讨厌它们。我们把消费者、公职人员、足球迷、情人、电视观众都写入了我们的作品。在这种合同式的宣传品里，他们的生命就是一种死亡。但还有另一种生命，它来自一种迫切的知我感，它不承认这一类公式化的宣传及其为我们规定的虚假生命— —也就是话着的死。理由是这是虚假的，我们知道这一点，同时我们也无法终止对它进行私下的、零敲碎打的抵抗，因为这种抵抗来自那种永远存在的直觉。也许可以说人类经不住过多的现实，但同时也经不往过多的虚幻，过多的对真理的践踏。
我们并不认为自己很高明，我们对自己也还没有足够的了解。
9a7 我们的集体成就是如此大大地“超过”了我们，以致我们可以指着这些成就“证明”我们是有价值的。喷气机使凡人能在 4 小时内横越大西洋，它就体现了我们认为自己拥有的那种价值。另一方面，我们又听见有人说西方的花园已经到了关门的时间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末日就在眼前。几年前，西里尔·康诺利写道：我们即将经历“一场彻底的转变，它不能仅仅解释为资本主义的崩溃，而是卡尔·马克思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都未预见到的，在现实性质上所起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意味着我们收缩得还不够；我们必须准备变得更小一些。我不能断言这应该称为真知的见的分析还是仅仅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分析。灾难就是灾难。有的政治家想把它们叫做胜利，那真是比便瓜还要傻瓜。但是我要把注意力引向这样一个事实：现在，知识界的相当多的看法是受人尊重的——关于社会、人性、阶级、政治、性、精神、物质世界和生命进化等等方面的种种见解。甚至在最优秀的作家中，也很少有人自寻烦恼去重新探讨这些看法或正统观念。这些看法在乔伊斯或 D.H.劳伦斯的著作中比之在次要作者的书中更显得光焰四射，可以说是处处可见，但也没有人认真地表示非议。20 年代以来，哪里有多少小说家曾经回头再看一下 D.H.劳伦斯，或者在性的力量或工业文明对人的本能的影响等问题上力主一种不同的看法？将近一个世纪以来，文学使用了老一套的观念、神话、策略。“过去五十年里最严肃的论文家，”罗伯—格里耶说。的确如此，一篇篇文章，一本本书，都证实了这些最严肃的论文家的最严肃的思想——波德莱尔的、尼采的、精神分析学派的，等等、等等。罗伯一格里那关于人物的那些话，也适用于这些观念，坚持了关于群体社会、非人化以及其他等等的所有习惯说法。这些观念是多么使我们厌倦！它们是多么拙劣地反映我们人！它们的描绘根本不像我们，好比我们不像古生物博物馆里仿造的爬行动物或其他怪兽一样。我们要灵活得多，能干得多，表达能力也强得多。我们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还多着哩！这是我们都有同感的。
那么现在居于中心地位的到底是什么呢？眼下，既不是艺术，也不是科学，而是人类在混乱与默默无闻中要决定究竟是坚持生存下去还是走向毁灭。全人类——每一个人都不例外——都卷入了这一行动。在这样的时刻，最重要的就是要我们轻装上阵，放下各种包袱，包括教育的包袱和一切头头是道的陈词滥调，就是要独立作出判断，就是要独立采取行动。康拉德求助于我们的天赋部分是正确的。在各种学说的废墟下，我们要刻意寻求的也就是这种天赋。由于那种种学说的破产，就有可能从各种公式，从反复被解释而把人引上歧途的意识中解放出来，这真是一桩必要的、值得庆幸的事。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我把过去长期坚信的——或者自认是坚信的——意见，
看作是仅仅值得尊重而已。同时，我要设法弄清，我究竟信奉什么，而别人又究竟信奉什么。至于黑格尔那不“严肃”的艺术，在边缘地位上放出光彩的艺术，通过宁静的形式使灵魂不再痛苦地卷入现实的局限之中的艺术，在这场生存斗争中已经没有存身之地了。然而，这并不是说参加这场斗争的人们只具有不发达的人性，没有文化，对艺术一无所知。我们身上的邪恶，我们缺臂短腿的怪模样，恰恰表明我们的思想和文化是多么丰富多彩。我们知道得这么多。我们感觉到的甚至更多。我们所卷入的、使我们无比激动的斗争，要求我们去简化，去重新考虑，去消除那阻碍作家——和读者——成为既简单又真实的可悲弱点。
作家是非常受人尊敬的。有头脑的公众对他们是非常宽宏大量的，继续看他们的书，忍受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总是期待着从艺术那里听到他们从神学、哲学、社会学那里听不到的和不可能从纯科学那里听到的信息。从这中心处的斗争，产生了范围宽广的、令人痛苦的渴望，要求能有一种更加广泛、更加灵活、更加丰富、更有条理、更为全面的叙述，阐明人类究竟是什么，我们是谁，活着为什么等等问题。在中心处，人类为取得自由而与集体势力作斗争，个人则为做自己灵魂的主人而与非人化斗争。假如作家不能再回到中心去，这并不是因为中心已被占据。不是的。他们可以随意进去，假如他们愿意的话。
我们现实状况的本质，它的复杂性、混乱和痛苦，是在普鲁斯特和托尔斯泰看作“真实印象”的暗示之中隐隐约约显露出来的。这本质露了一下后，接着就又躲起来了。它的隐伏使我们重又陷于疑惑之中。可是，我们似乎从来没有和那露过一下面的东西的深处失去联系。我们似乎从宇宙本身获得我们的真正力量。有时我们能感到这种力量，有时却又感觉不到。我们不愿意谈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什么也证实不了，因为我们的语言不够用，还因为很少有人敢侈谈它。他们只好说“那是一种精灵”，而这话就是向人们发出的禁令。结果是几乎所有人都保持缄默，尽管几乎每一个人都意识到它。
文学的价值在于这种不时产生的“真实印象”。小说总是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一个是有客观物体、有行动、有表现形式的世界，另一个世界则是这些“真实印象”的发源地，它促使我们去相信，我们紧紧抱住的善——在邪恶面前仍然拒不放手的善，并不是一种幻觉。
没有一个多年从事写作的小说家会对此一无所知。小说不能和史诗及不朽的诗剧相比。但是我们现在只能做到这样。这或许可以说是一种现代的小披屋，是一间在里面精神能得到庇护的小茅舍。小说的组成是不多的真实印象加上众多的虚假印象，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我们的生活。它告诉我们，对每一个人来说。存在都是多种多样的，而单一的存在，其本身就是部分的幻觉；它告诉我们，这多种多样的存在有着某种意义，某种趋向，某种实际价值；它使我们对于真谛、和谐、以至正义，有了指望。还是康拉德说得对，艺术试图在这个世界里，在事物中以及在现实生活中，找出基本的、持久的、本质的东西。
（引自漓江出版社《赫索格》，1985 年，宋兆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