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
对一个以写作为终身职业的人来说，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里，今天我将竭力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以流利的语言表达出我的感想与谢意。我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从小感染到开放而自由的观念，奋进不懈的意志使我从事于与自己的行业完全不相于的写作，我曾担任过商业法规的教员、铁路公司的职员以及经济记者；在上述职业的过程中，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读书和写作，成了我的一件乐事。18 岁那一年，我是怀着好奇的心理在偷偷地练习着毫不熟悉的写作。是屠弱的病体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我染上慢性病，健康状况很差，不得不脱离工作，隐居到乡间，空闲时只能按医瞩做一些轻松省力的事，其中主要用来写诗，设想到一下笔就不可收拾，写诗竟成了我的生命。
寂寞与沉恩的时刻是创作的最好时刻，寂寞与沉恩使我感到自己与世界的联系，感到自己并未与世界脱离，也永远不会脱离；从那以后，我总是对别人宣称，写诗的正确涵义是和人们沟通。
诗是把诗人多年来蕴藏于心中的一连串思索显示出来。每一首诗、每一部书都是一份恳求、一次呼唤、一种质询，答案则由*获奖者阿莱克桑德雷因病未出席授奖仪式，这是他书面的受奖演说。读者在沉默、含蓄和不断的阅读中所赋予，所以诗就是诗人的询问和读者的答复之间的一种精妙绝伦的对话。
我很希望能找到妥当的字眼来形容诺贝尔文学奖对诗人的意义，可惜我无能为力，我只能保证，我的身体与心灵都和各位在一起，而诺贝尔奖本身也仿佛有感应——不是逐渐的、沉默的，而是突然的、集体的、同时的迸发出一种综合的声音，这种全面性和奇迹性的声音，是用以回答我对世人永无休止的问题，瑞典文学院则代表这种集体同时迸发的声音向我传达，因此，我特别在此向各位表示最崇高的谢意。
另外，我也从各种情况来衡量今天我所获得的奖，我相信这个奖是含着和得奖人息息相关的文学传统而发，我个人也不例外，因为诗与艺术总是、而且特别是需要传统，在传统中每个作家顶多只代表在导向新表达方式过程里的一个小环节，他的基本任务是，运用不同的隐喻，把燃烧的火炬传给热烈奋进的下一代，我们不难发现，诗人天生就是有完成这种使命的最高才智，除了在此种使命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诗人恐怕不会有其他更大的用处或成就。反过来说，一个才气不高的诗人却常常可以在一个真正活泼而富于创造性的文学运动中扮演成功的角色，这方面，我有率获得不少前辈的爱护和引导，在我出生之前，西班牙文化曾经经历过一次极为重要的革新过程，那段光辉的史实是各位熟知的；小说家如加尔多，诗人如马凯悸、乌纳穆诺、希蒙聂兹以及更早的贝奎尔，哲学家如奥特加，散文家如亚罗信与巴罗雅，戏剧家加瓦勒·殷克伦，画家如毕加索和米罗，作曲家如法拉等人，既非无缘无故出现，也非偶然的产物，由于他们的辛勤耕耘，我们这一代的人才有如此丰饶肥美的文化土壤，如此温暖的环境，没有这种优裕的土壤与环境，我们也许会一无所成。
站在此刻发言的讲台上，我不能不提到敝国前辈作家为我和友人们所开辟的广大、肥美的土地，他们极尽可能地用了各种不同方式来栽培我们、哺育我们，使我们今天能扬眉吐气，也才有机会到这里来向世人抒发自己真正的心声。
当然，我并不完全倚重上述这些直接促成近代传统的人物，他们只是比
较显而易见、也比较具有决定性的角色。我也想提到别的传统，这个传统在时间上虽离我们远些，但和我们的关系仍很密切，它是黄金时代留下来的古典传统，像加西拉索、李翁、克鲁兹、龚果拉、奎夫铎和维加等人，感觉上都和我们很亲近，也对我们产生过不少激励：西班牙得以复活与更生，前赖加尔多那一代，后靠 19 世纪的九八年一代，她总是这样，时时敞开襟怀，表现自己的活力，使得古代的血液能充沛地流到我们身上，当这些光辉活泼的古代美突然在眼煎闪现时，1927 年的这些人并没有拒绝它们；真的，除了平凡与贫弱的东西，我们是不会拒绝的，我们这一代人有的是主见和热情，绝不会轻易怀疑或在沉戳中畏缩，每一种有价值的东西我们郁有兴趣，不管它来路如何，如果我们是革命分子，如果我们能革命，那是因为我们敢爱敢恨，为了支持自己、拥抱自己，我们敢于不顾一切地面对自己的命运。因此，如果你看到一个最初信仰超现实主义的人现在却反过来替传统辩护，请你不必惊奇，因为传统与革命在这里是两个同义词。
最后我还要说，传统是平行的，而非垂直的。这个传统以友爱的竞争方式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追逐的时候，它便在旁激励，这个年轻的团体始终和我们一起竞赛着，我很庆幸自己能在这么多可敬佩的诗人群中冶炼自己，我深深爱着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我爱他们是因为我正在追寻一些不同的东西——这些不同的东西只可能在和那些诗人相异相反的关系下寻求。我们天生只能在共同生活中或与邻人的较量中炼就自己真正的个性，而冶炼个性的环境素质越高，对我们就越有好处，也可以说，能够在最佳的同伴所形成的共同生活环境里走完自己的命运之途，是我最大的幸运。现在，我该把这群好同伴的名字顺便说出来，他们是洛尔卡、爱伯提、盖尔伦、萨林那斯、艾多拉奎尔、普拉铎斯、亚龙索、迪亚哥以及色努达。
我还要谈到共同生活的一致性与相对性，我谈这点，是因为它们老早就深植在我的心中，从各种角度看来，它们都是我诗作中最主要、最清晰的血脉，我认定侍与人性之间有根强烈的血缘。诗人，尤其一个真正有决定性的诗人，往往是个真相揭发者，本质上，他就是个眼光锐利的、能预言的先知，当然，他的预言并非专门针对未来，也许也针对过去，反正预言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他也是个照耀者，能暴露黑暗、惩罚人类，虽然表面上青来，他只能驱遣那些芝麻绿豆大的文字。
总之，诗人是一个人，但因为是诗人，所以能力超过一个凡人。诗人充满了智慧，可他不能以此自负，因为智慧也许不属于他自己，那是一种难以解释的力量和精神，透过他的嘴讲出来，这种力量与精神是他在比赛中表现出来的个人传统。他四平八稳地站在地面上，脚下聚集着越来越强大的流量，流经身体，然后才从他的舌头找到出路，那便是大地，深沉的大地借他的身体散发出灼热的火焰。另一方面诗人正在朝高处成长，他的额头投入天际，当他感到从星际吹来的风吹开他襟怀的时候，便以星星般的语言与宇宙的回声对谈，那便是友爱与沟通，恰似小蚂蚁把脸颊贴在柔软的草叶上休息一样，已经相互交融，分不出彼此。而诗人却总能觉察到它们，甚至能在隆隆的雷声中侦听到它们微弱而秘密的声音。
我不认为诗人主要由他的作品锤炼所决定，在作品中逐步追求完美应该是他最重要的目标，如果他只能为人类提供一些粗糙而不切体的表面东西，那他所传达的讯息将毫无价值，不管他多么卖力，表面上的光泽永远无法掩饰内容的空洞。
有些诗人是所谓的小溪——这无关乎表现，而在乎出发点，这些诗人由于个性使然，把自己献身于高雅而有限的主题、以及精巧的细节，并从此种努力中寻求趣味，这一点只要从马拉美刻画扇子的功夫便可窥见一斑。
另外有些诗人把目标转向人的持续力与恒久性，在这里，他们的规格并不重要。他们注重的不是细微末节的差异，而在于本质上的一贯，仿佛他们站在自己当时的文化气候中观察人，发觉人裹在破汗衫里那个纯粹的、赤裸的灵魂永远散发着光辉，他们认为人的喜怒哀乐、爱恨死亡都是不变的，这些诗人虽然激进，却能讲到人的原始本质，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是小诗人——我自己便是这些诗人中的一个。
像我这样的诗人便是我所谓负有沟通使命的一类，这类诗人想要听到每个人的心声，而他本人的声音也是包含在这群体的声音中，也就是说，诗人暂时把自己激情的声音加入千群体之中，因此，语言被了解与他本身被了解完全是两回事，毕竟诗只有部分能经由翻译来表达，从这个信实的、可以表达的部份，诗人获得由别的最适合被别的民族所了解的特殊体验，从而发生意料下到的情况，读者被动地置身于异体的文化系统之下，奇迹般地听到自己的心跳，使得两个不同的现实范畴获得沟通，一个是他自己原有的，一个是他新接受的，上述情况不但对读者如此，即使对那个作品被译成外文的诗人也一样，他越觉得自己变成两个人，一个穿着新的语言外衣出现，另一个真正的自己伪然在前者的覆盖下活跃地发言。
归结起来，我以为诗人是一种象征性的表现角色，在他从事写作的时候，内心里怀着团结人类的渴求，而这一点，恰好也是诺贝尔奖当初创立的最高旨意。
（毛信德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