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埃利蒂斯
无论我是否有权这样做，我都请诸位允许我为光明和清澈发言，因为这两种状态概括了我的生活空间的特征和我所能达到的成就，同时我也渐渐感觉到它们在我身上已同表达自我的需要融为一体了。
能把个人所赋有的经验和语言上的优越性升华为艺术，这是件大好事，尤其是在需要将眼力大大扩展的年代里。
我指的并非那种人所共有的，能将万事万物一览无余的自然眼力，而是能借比喻捕捉事物本质并置于一种纯净状态中，使之如启示一般显现其形而上的意义的能力。
我此刻想起赛卡拉蒂克时期雕刻家们运用材料的方式，那才是达到了赵越雕塑本身的境界。我还想到拜占庭圣画的画家们怎样仅以纯净的颜色便成功地显示了“神圣”的意念。
诗的崇高处在我看来也始终是这样一种对真实的深化和升华，它可以超越其本身的局限竭尽所能地发展。当然，这种努力并非每次都受到尊重，这或者是某些精神障碍不允许，或者竟是实用主义不让人们及时睁亮眼睛的缘故。
美和光明有时会被看作不合时宜或微不足道的东西，不过我觉得想要接近天使形状的内心追求比起制造各种魔鬼的作用来要困难多了。
这里面确实有个谜，确实有某种奥秘存在，但它并不仅仅是要吸引注意力的一种障眼法而已。
我们所说的美甚至在光芒四射中也能保持它的奥秘，而且唯独它具有这种动人的光彩。美是在一瞬间——也许唯一的一瞬间——引导我们向未知领域超越自我的道路。这也是诗的另一定义：使我们得以超越自我的艺术。
数不清的奥秘奇景使宇宙熠熠发光，同时构成了一种无名语言的音节，这种语言要求我们选辞缀句，创造一种领我们向真理登堂入室的妙语。
归根结底，哪里可以找到真理呢？是在我们周围每天体验到的磨损和死亡中，还是在对永恒与不朽一厢情愿的信念里？聪明的人应当知道，无需赘言，那些在时间之流里纷纷出现的天体学理论早已使真理消磨殆尽并变得荒唐不堪了。它们自己也彼此角逐，各显身手，然后一一消逝。
然而本质仍在，屹立不倒。
于是，诗歌进入理性主义弃械的阵地，继续朝禁区向前挺进；事实证明它是最耐磨损和坚韧不败的。它忠实地捍卫着生命的永久据点，使之成为一件看不见的作品。如果没有它，没有它的警戒，这些据点便会在意识的黑夜里丢失，犹如海藻在海洋深处变得一片模糊那样。
我们之所以要保持清澈，是为了看清楚这世世代代一脉相传使我们得以立身于世的连环链条。
这些环节，这些联系，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从赫拉克利特到柏拉图，从柏拉图到耶稣，以下同的形式一直传到我们。它们令人信服他说明一个不变的真理：来世包含在现世之中，正是现世的各种元素将重新组成另一个世界。升华，这个超越于我们的自然生活之上的第二真理，是我们绝对有权获得的，除非我们无能才不配享有这种权利。
意识在光明中得到发扬和净化，而其混饨不清的部分随之缩小乃至消失，这样留下的空白处（犹如在物理学定律中那样）又被反向的元素所填补：从这个观点看来，在凡是健康的年代里，美与善——善又被看成与太阳是同一回事——并非偶然的巧合。这需要两个方面，即“现今”和“超越”，赫拉克狲特不就论证过相反张力之间的和谐吗？
阿波罗或维纳斯、耶稣或圣母玛利亚的人格化说明我们需要将直觉予以实质化，但更重要的是不朽的气息由此渗入了我们。我以为诗应当超越一切教派之争，让我们能够闻到这不朽的气息。
这里我得谈谈荷尔德林这位将奥林匹斯诸神与基督同等看待的伟大诗人，他极大地巩固了这一观点，同时向我们显示了宽阔无边和令人惊异的眼界。正是这种眼界促使他在那如今己淹没我们的邪恶刚刚冒头时便写下了：“在一个贫瘠的年代里，诗人有什么用呢？”
对人类来说，不幸得很，年代一直是贫瘠的，而另一方面诗却从未忽视过自己的任务。这两个事实始终与我们的命运结伴同行，二者又相互制约，而且怎能不这样呢？靠了太阳，我们才看得见夜和别的星球。不过还是让我们学习古代智者的谨慎吧！太阳如果更大、更重，它便会变成妄自尊大了。我们为了使生命延续，不得不与象征的太阳保持适当的距离，似别的星球与太阳那样。以前我们由于无知而没有做到，现在我们又因为知识泛滥而不能遵守。我说这话并不意味着我同意对我们的科技文明实行管制。一位和我的国家一样古老的智者曾经教导我相信进化，并且把进步彻底干净地消化掉。
那么，诗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它在同样的社会又代表什么呢？对此我得出这样的答案：诗是彻底地显示数字力量的地方。所以瑞典皇家学院今年通过我来表彰一个小国的文学的决定，正好揭示了诗与纯艺术——这唯一能与对价值作数量估计所形成的全能相匹敌的意念——之间的和谐关系。
在这里显然不该谈个人的境遇，更不宜赞颂我的国家，不过有时候为了将事物置于某种环境中来加以检视，却有必要谈谈这些，而今天我所处的情
况就是这样。
亲爱的朋友们，我命中注定必须以一种只有几百万人在使用的语言来写作，而这种语言又是 2500 多年以来从未中断过和极少发生变化的。这一时空中的异端邪说显然十分惊人，也同样存在于我国的文化领域中。它的空间较小.但在时间上却绵亘无穷。我之所以在此提到它，并非引以自豪，而是想说明一个诗人企图以萨福或品达罗斯所用过的词语（它们已不再有同样的听众，也不再能达到整个文明人类）来描写他最珍爱的事物时所遇到的困难。
如果语言仅仅是一种交流思想的手段，我们也就用不着苦恼了，但有的时候它还得作为一种魔术工具，而且在漫长的历史中它已获得某种存在的形式，变成了一种崇高的东西，尽管这种形式又是受到约束的。同时请记住，在这 2500 年的每一个世纪中都有用希腊文写的诗篇，它们形成了这一语言工具所负荷的全部重量。现代希腊诗歌即确切地表现了这一点。
酿造这种诗的大气——我不妨这样说，像通常的大气那样体现着两个极点。一个极点上是索洛莫斯，他在马拉梅还未出现于欧洲文坛时，便戍功地以最高的精确与和谐及其产生的全部效果使纯诗的观念得以形成；他将感情置于理性之下，以高雅的词句和调动语言工具的一切潜力去追求奇迹。另一极点上屹立着卡瓦菲斯，他与 T.S.艾略特并驾齐驱，从诗歌中清除所有华而不实的东西，达到了结构简练和词语精确的完善境界。
在上述两极之间，或多或少接近其中之一的，有我国其他伟大的诗人，如帕拉马斯，西凯里阿诺斯，卡赞扎基斯和塞菲里斯。
这是一幅追溯现代希腊诗史的简略图表。
对于我们这些曾经追随过他们的人来说，主要的任务是把传递给我们的宝贵教诲继承下来，并使之与现代感性相适应。在技术方面我们得找到一种句法，使之既能融合希腊传统的元素，又能表达社会的需要和我们时代的心里。
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抓住今日欧化希腊的现实并赋予它以应有的价值。我不侈谈成功，只是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必须研究文学史，因为明了它的发展倾向是很重要的。
然而，当我们时代的生活环境在威胁创作者的存在时，创作又怎能自由发展呢？而且，当各种语言的差异形成了无法突破的障得时，又怎能创造文化的共同体呢？你我之间彼此依靠一部翻译后只得原意二成到三成的作品去了解对方，尤其我们之中那些要继续索洛莫斯的耕耘，企图在诗歌写作上创造奇迹，做到每个词语中有恰到好处的音韵从而发出灼灼火花的人，就更加束手无策了。
不，我们只好保持沉默，无法沟通。
我们深以缺乏共同的语言为苦，而这一缺憾的影响所及，已经深入到— —我想这并非言过其实——我们共同的祖国欧洲的政治与社会现实中。
我们说，而且每天都在证实，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道德混乱的环境中，同时我们赖以生存的物资又以一种前所未见的高度系统化、甚至近乎军事化的严密方法在控制和分配着。这个矛盾是不容忽视的。当身体的两臂或两腿有一条萎缩而另一条在畸形发展时，一种值得赞扬的倾向激励着欧洲人民实行毕达哥拉斯式的团结，想成为一个有机体来克服我们文明的奏缩和畸形发展所造成的困难，但是我们的价值并不构成一种共同的语言。
对诗人来说——这看来像一种似是而非的反论，但确是事实——他还用
得上的唯一共同语言是他的感觉。两个个体相互吸引和彼此接触的方式从未改变过，而且它不同于那许许多多使我们的社会遍体血污、使我们沦于一无所有的理论和教条，它从未引起过争端或冲突。
我所说的感觉并不是那种显而易见的第一层次或第二层次的感觉，而是指那些把我们带到自我极限的感觉，以及那些在我们的精神中形成的“感觉类比”。
因为一切艺术都凭借类比发言，一根线条，无论直的曲的，一个声音，不分高低强弱，都传播某种通过视觉或听党的接触。我们都是凭借生活或推理的得当与否而写出或好或坏的诗篇。当兰波说“太阳溶入海中”时，荷马诗中海的意象便完好地传到了我们心中，只不过兰波又加上了“就是永恒”这几个字。艾奇洛克诗中描述的那个手执香桃木树枝的少女在马蒂斯的画里获得再生。至于地中海式的净化观念传到我们中间就更加微妙了。首先，难道拜占庭圣画中的一个处女就与她那些异教徒姐妹那样不同吗？为了使世俗的光明转化为神圣的光华，或者相反，只需一刹那的工夫就够了，一种传统的古老感觉与另一种来自中古时代的感觉相接触，便能培育出第三种与它们相同、如孩子酷似父母般的感觉来。诗能不能也这样呢？感觉能不能通过这种永远持续的净化作用而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呢？如果那样，感觉就会重新变为类比而置身于物质世界，并在其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把我们的梦幻化为诗句，这是微不足道的事，但要修饰我们的理论又显得太过分了，因为物质世界归根结底不过是材料而已。建筑的优劣，天堂或地狱的设计，成事在我，这就是诗经常向我们保证的事，特别是在这个贫瘠年代，命运无论如何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
我时常试图谈论形而上的太阳，但今天不想去分析艺术在这一理念中的运动，只想把握住这个简单的事实：希腊语这一魔术工具与太阳保持着一种现实或象征的关系。在这里太阳并不只是由诗最初显示的一种生活态度而已，它还渗透于诗的组织结构中，并且，用一个现行的科学用语来说，它是构成诗细胞的核心。不能说这种理论是重新回到纯形式的意念，因为形式的意义，加我们从西方传统中继承过来的，是一种断断续续的积累，其中以三四种模式为代表。可是，这三四种模式就能千篇一律地为那种最不合艺术规律的材料进行加工吗？这在今天再也说不通了。我本人就是首先切断这种联系的希腊人之一。
我感到兴趣的是按照不同的结构形式来处理题村，对此我最初只是模糊地意识到，后来却愈来愈清楚了。要了解这一点也用不着每次都去请教古代那些建筑诸神殿的先人，只需提到那些给我们建造房子的人以及建造圣堂的赛克拉德斯人就够了，因为他们都曾为每一种环境找到最佳的建筑方式，这种方式就连勒·古布希看到也会点头赞许的。
当我着手计划一部像《理所当然》这样的大型作品时，大概就是这种本能在我身上起了作用，我觉悟到除非赋予作品结构以均衡和透视，不然它将永远达不到我理想中的坚因程度。
我效法品达罗斯或拜占庭的罗·米洛多的先例，他们曾为每一首颂词或诗歌创造一种历久弥新的形式。我注意到某些押韵处那种间歇性的重复，并用来有效地赋予我的作品以多面体和对称的特点。
但我这不正好说明诗是怎样被四周那些演化着的因素所包围并且自我转化为一个小小的太阳吗？我发现由此获得的完美契合是具有久经考验的内容
的。我相信这是诗人的最高理想。
双手将太阳捧着而不为它所的伤，并把它像火炬般传递给后来者，这是一项艰巨而我认为也很幸福的任务，我们正须这样做。有朝一日当意识盈溢于光明之中与太阳融为一体，并在人性尊严的领地与自由的理想汇合时。那些使人类跌交的教条就得乖乖地让位了。
（引自漓江出版社《英雄挽歌》，1987 年，戴佩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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