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能够感到自由而写作
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
问：您认为诗的使命是什么？诗应该是思想性的，还是艺术性的，抑或是别的？
答：诗既不应该是思想性的，也不应该是艺术性的，它首先应该是诗。就是说诗应该具有某种直觉的成分，能触及人类情感最深奥的部位和他们生活中最微妙之处。
太讲艺术性，会导致矫揉造作，而另一方面，太讲思想性，又会失于浮浅，与诗无缘。各色各样的思想毕竟太实际，太实用了。它们源于这个世界，又运用于种种利益和冲突。然而，诗又不能完全没有思想性。它在诗中被运用于另一方面了。
作为诗人，就是要采取一种态度：对某件事是拥护还是反对。这就是思想性，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问：您是否想在诗中表现出捷克民族的某些特点，您的诗里有这些特点吗？您的诗里有没有捷克语的语调？表现在哪里？
*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因病未能出席领取诺贝尔奖，这是他获奖后对西方报纸发表的唯一的谈话。
答：不错，是某些东西把我和我们的诗歌传统连在一起。不过很显然，我并不是能够最清楚地看到这些东西并对此加以评论的人。
但是，我所自觉运用的，即你所说的调子，是捷克语的音律——我们那歌唱般的音律。这种语音的音律在我的诗中起着重要作用。也许，我的诗难译之处就在这里。
我所运用的带音律的成分，尤有很多东西是和诗与民歌相一致的。我所努力为之的就是使它们更具风格，更加抽象化、从中找出我自己的格调。
问：您的诗常叫人们感到有某种即兴的成分，您试图达到什么效果呢？答：即兴创作给诗带来宁静和淡漠。它是有意识的，使我能给诗赋予某些游戏的、有时甚至是幽默的成分。我是热衷于即兴创作的。我并不想反对
它，相反，我把它看作一种偶然。
有时，是某个韵脚给了我即兴创作的可能。有时，又是一种联想，一种毫不重要的联想使然。这些连续出现的思想，就是某一长斯构思和某一经验积累的结果。
每当我写诗，头一句总是最重要的一句，是全诗的关键和中心。但显然，这一点并不是我首先发现的。对大多数诗人这都是重要的。
问：您是否曾努力将您的诗与分析和理论相结合？我首先想知道，您是否受过布拉格学派及其倡导的结构理论的影响？
答：不，我的诗丝毫没有这种影响。我认识罗曼·雅科布森，至今还对他保持着热情的回忆。但我从不关心文学理论，它讲的是应该怎样接触诗和翻译诗。结构主义并非一种写作理论，也并不构成一种美学。相反，在我年轻时对我产生过影响的是法国现代诗：阿波利奈尔、魏尔兰、查拉等人。
问：您曾说过诗人应该是民族时良知。这话怎么解释？
答：这就是说每一个诗人都应该听从自己发自内心的声音，不要说假话。您刚才提到的那句话，是我在 1956 年作家大会召开时说的。显然，诗人和作家，当他们用语言创作时，应该比画家和音乐家更多地运用真理，而且是一种藏在表皮下面又超出表象之上的真理。
再说，作家的话往往被公众接受和信赖。读者确想相信自己将会获得新
的经验。他们想方设法地进入作家的话中。他们希望在文学中找到自身经验的表现，而且希望看到这种经验为艺术家和待所丰富、规定和表达，从而使之具有新的价值。
我希望把这种愿望扩展到一切涉及真理的事情上去。干脆一点说就是：每个人的生活和行为都应该对自己负责，对孩子们和社会负责。每个人都应该看到自己生活在某个历史背景中，应作为一个对历史负责的人那样生活。
这不仅对于作家和诗人是实在的，对一切知识分子都是实在的。我们的生活应该与我们认识的现实、我们凭心发现的现实相一致：不要靠谎言生活。
“逃避现实，于诗人无益”。
问：近年来，您的诗有所变化吗？
答：是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我都是写押韵的诗。我用复杂和成组的形式进行表达。写过一些回旋诗和十四行诗。尽管形式是古典的，但我的人生经验却是来自我生活着的那个时代，感情也刚好是那个时候的产物。战后，得了一场大病之后，我才摆脱了那种严格的形式，开始写自由诗。当我意识到这不过是个技巧问题时，我决定不停地写押韵诗。
比方说，如果把我的诗与诗人威尔特·威特门的自由诗作个比较的话，我的诗之不同于他的诗，就在于我的诗形式上更加浓缩。我的诗的段落更加紧凑，语言更加日常化。在我的诗里，没有那种深长的呼吸，我的诗句也不那么讲究修辞和哀婉动人。我的诗的主题也完全不一样。
问：官方有人对您有不少指责，特别是指责您主观，是悲观主义者。答：不错，这些指责时有发生。早在 50 年代，就有人给我扣上了这些帽
子。后来在 70 年代，当我国严格地定下了乐观主义的调子的时候，又是这样。
我出身于无产阶级，因此我长期被看作无产阶级诗人。不过，当人老了的时候，还会发现其他的社会准则和其他的世界。对于我，那就是说，我发现了感觉主义。但我看不出这里面有任何悲观主义的成分。
问：您在写作时，感到自由吗？
答：我在写作时并不觉得自由，不过我是为感到自由而写作的。一切语言活动都可以被看成一种为达到自由、为感到自由的欢乐和感觉主义而作的努力。人们在语言中寻找的就是最基本的自由——能够道出自己最隐秘的思想的自由。这是一切自由的基础。在社会生活里，它最终要形成一种政治上的自由。
每当我写作时，我都努力做到不说假话，——这就够了。如果我们不能把真理说出，那就沉默好了，但不要说谎。
问：诗是否能够赋予我们以人生范围内最完全的图景？它是否因此而高于其他认识形式，比如宗教或科学什么的？
答，作为诗人，我可以说，诗，也只有诗，才具有必要机巧，使人能够描绘出我们的人生经验。诗穿过人类的声音跟我们讲话这个事实，已经使它个别地、直接地同我们接触，使我们感到，我们的全部生命尽包括在那里了。
但是，这并不是说，诗人可以听任自己完全地钻进自己的通感之中，隔绝于其他知识和其他价值。
我同意我们的大文学批评家 F.X.萨尔达的观点。他认为，诗人和作家也应该涉猎跟他们完全无缘的领域。应该认识各门科学所发现的新问题，使之成为自己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并有助于人生经验的丰富。
逃避具体事物和当前的现实，无助于诗人。那会使他自己的人生变得不
真实和不自然。如果他用这种形式建立一个否认他的实际生活的世界，他就永远不能表达现实。
（引自漓江出版社《紫罗兰》诗集的附录，王自重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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