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必须向它的现在发表演说
沃尔·索因卡
一个剧本原稿上本没有的相当奇特的场景曾经发生在伦敦一家剧院的舞台两侧上，当时预定的正常节目正在舞台上向观众演出。发生了这么一桩事：一个男演员拒绝上台扮演分配给他的角色。演出被迫暂时停止。一位演员同行试图说服他上台，但他顽固地摇着头。随后便是一场争执。第二个男演员暗想，倘若用聚光灯把这位难驾驭的演员突然暴露在观众的众目睽睽之下，那他除了重新参加演出就别无选择。因而他对这位失职的演员发起突袭，突然把他拖上舞台。他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于是又开始了一场挣扎，虽然时间短暂但却搞得凌乱不堪。这个不情愿的演员完全被吓了一跳，非常窘迫——部分观众清楚地看见了这场剧烈争斗的一些情况。
应当解释一下，这个表演自身是围绕着一个事故的即兴演出。这意味着演员在表演的惯例之内是自由的——停止演出，重新担任他们希望的任何角色。邀请几位观众上台，就在观众的眼前分配角色并且交换戏装。他们因此也能把让那位不合作的演员加入进来的希望用戏剧表现出来——他们津津有味地做了这一切。在这个有争议的一幕开始以前，那个演员实际上已经离开舞台。在排练的时候他曾打过招呼，说他不会参加演出。最后他是随心所欲了，但是这个事故却令他一连几个星期十分苦恼。他发现自己不得不苦思冥想，以便为在他本人与他的同行作家和演员之间的态度上的不一致找出答案。一方面，他体验到一种激怒，因为他被搞得似乎没有能力面对着一种僵硬的现实，似乎为一种解释的羞怯所累，似乎被一种无情的视实所压抑，或许似乎在情感上与一个事件在极大程度上纠缠在一起，从而使他的专业意志受到了干涉。当然他知道并非如此，真相要简单得多。毫无疑问，他与同事们对正在展现的事件怀有相同的政治态度，但他又与他的同事们不同，他发觉展现的方式与它要试图传达出来的丑恶产生了极大的冲突，这样，就在那个地方有关他在那个舞台的出现创造出了一种强烈的不安，而面前的观众在他看来又对那种使人失去人性的现实负有集体的责任。
现在让我们去掉一些神秘之处，让那个事故稍微更具体一点。事情是于 1958 年发生在伦敦皇家剧院里。这是那些安排来进行实验的星期日夜晚之一，这是那位卓越的剧院老板兼导演乔治·迪瓦因的一项革新。乔治·迪瓦因的富有创造性的培育使得那个时期的英国戏剧变得激进了，并且产生后来为人们所崇拜的偶像，如乔治·奥斯本、N·F·辛普森、爱德华·邦德、阿
诺德·韦斯科、哈罗德·平特、约翰·阿登等人，而且甚至逼迫得当时的保守的英国口味也品尝像塞缪尔·贝克特和伯特尔德·布莱希特那样的在风格上和意识形态上的为社会所遗弃的作品。在这个特殊的场合，那个夜晚就专心致力于一种“活的”戏剧形式，其主要精神食粮题为《十一个人在霍拉死去了》。其演员并非都是专业演员，实际上，他们大多是联合创作并且演出这些剧目的作家。那些善于记忆政治的人可以回忆在奠莫会进行解放斗争时，在肯尼亚的霍拉营地所发生的事情。英国殖民当局以为，如果把肯尼亚人赶进特殊的营地，并且尽力把不可救药的人、不过涉嫌的人和有可能人会的人分离开来，那么就能粉碎莫莫会。他们在分离那些人方面倒是干得干净刊落，霍拉营地就是这么一个营地，这个事件涉及的是十一位被拘留者的死亡，他们纯粹是被营地官员和看守打死的。按照惯例进行了调查，实际上正是调查报告提供了作为演出的基础的主要文本。
我们现在只需要认出那个难以驾驭的演员是谁，如果你们到现在还没有猜出来的话，那我就告诉大家，正是我这位说话者本人。那个场合至今仍历历在目，犹如同演员惯常永远记得剧场灯火熄灭时的那个骇人的时刻一样，当时不仅台词忘记了，甚至戏剧的那个时刻也忘记了。我当时被安排的角色是营地看守，一位杀手。我们装备着大的警棍，当一位讲述者念着一位看守的证词时，我们的任务就是按照白人营地官员的命令，缓绥地、几乎是拘泥仪式似地举起棍棒，然后落在羁押犯的脖子上和肩膀上。这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场景。即使是在排练时，也可以显见最后的产品会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舞台造型。讲述者在聚光灯下，站在放讲稿的小台架旁，这是一个不动感情的朗读，故意显得冷静，让赤裸裸的事实揭示出虐待者和受害者的心态。有一小圈白人军官，拿着武器。有一个军官从看守手里夺过一个棍子，表演怎样打人却又不留下明显的痕迹。然后羁押犯们发出了内心最深处的单调沉重的声音，他们的唯一的武器就是非暴力。他们决定进行罢工，除非营地条件改善，否则拒不干活。因此他们蹲在地上，拒不移动，似无言的违抗双手伸进弯曲的膝下。命令下达了，于是内圈的看守，也就是黑人看守走了进去，抓住羁押犯的腋窝把他们拎起来，就像拎着发呆的癞蛤蟆一样把他们送到一边，然后分成组。
受害者的脸是泰然自若的，他们决心不反抗。拷打开始了：左侧一棍，然后是背、双臂——右臂、左臂，前面，后面。棍棒有节奏地一起挥舞，白人看守的脸带着职业性的满足放着光，他们的胳臂不时无精打采地打着手势，暗示该换下一群人了，或者在没打到的地方打得再狠一点。就形象而言，这是一个流动的、几乎芭蕾舞式的场景。
然后就是对照。原先的正式文本规定了囚犯们应该怎样死去的方式。它规定，囚犯突然病倒在地，并在喝了有毒的饮用水之后死去。因而我们也这样演出了。囚犯们口渴得喘着气，鱼贯走向水车。有两三个囚犯先喝了，开始痛苦地扭曲着身子，这些仁慈的看守冲过去阻止其他人，但他们已渴得发了疯，挣扎着置被拯救于不顾，并贪婪地喝着同样的水源。一个又一个人发出了呻吟，扭曲着，倒下了——然后是痛苦的死亡。这就是营地长官的说法。
其主题是很简单朗，戏剧的布局是经过尝试和检验的，忠实于一种特殊的惯例。那么问题又是什么呢？我以为，这是个影响了大多数作家的问题。演戏在什么时候被现实所非难？演戏在什么时候是虚构得过分？演戏之后又发生什么事？我刚刚描述过的那个特殊的戏剧惯例的一个特征就在于，它散
发出循环呈现性的强烈味道，是那种感觉，即“我以前来过这儿”，“我是此事的目击者”，“过去把它的出现扮演出来了”。在这个情况之下，那种循环呈现感既可用作一种驱邪咒语，一种豁免的证书，又可实际上用作一种催眠剂——对观众来说尤其是如此。我们必须牢记在心，在演出的时刻，对大多数观众来说，自由斗士的每一次死亡并不是一位爱国者的殉难，而是枪上的一个记数刻痕，是一个魔鬼、动物、野兽的突变体的死亡。
然而我们也知道，这样的尝试能够使变化产生，统计学上的、报刊特有的脚庄的现实化能够在自呜得意的头脑中激起急剧的反应，从而导致开始投身于改变和补救。在这个重大时刻，愤怒的问题在议会两院中被提出了。自由党党员、人道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们承担起了为受害者伸张正义的事业，有些人甚至前往肯尼亚，获得了揭露官方谎言的详情。这种深刻的心神不安瓦解了我的创作意志，因而也就超出了观众的理解力之外，最后我在我本人的受到攻击的人性中追溯到了它的根、一种不同形式的反应。这激起了对演出的一种粗鄙的感觉，颇有几分像一位麻凤病患者的变了形的胳臂，它被伸向健康人以激起一种大慈大悲的情感。我以为，这就是那种不可捉摸但又完全出自内心的抵制的原因，这种抵制使我的职业的要求遭受了挫折，使得我的职业变得不合时宜，并且使我的同事的移情作用成为枉然。这就好像，这个场景只不过是那个非人性的总体的一个断片，而那个非人性的总体又在对我们说：请把你们的舒适的多愁善感留给你们自己吧。
当然，我使用那个插曲，只是为了例证创造性头脑的那远为深刻的内在化了的过程，那是一个以两种方式危及作家的过程：他或者是完全持严峻的态度，或者把笔丢弃一旁，而寻找与不可接受的现实进行斗争的远为更加直接的手段。霍拉营地再次为接近我的大陆的现实的那个方面提供了一种方便的手段，对它所直接侮辱的我们来说，我的大陆的现实的那个方面构成了对在我们的实际存在中的全球和平的最大威胁。因为在下述事实中有着一种使人毛骨悚然的适合之处，那事实就是，一位非洲人、一位黑人竞应该今天站在这儿，而这同一年当中这个东道国的进步的首相被谋杀了，这同一年当中萨莫拉·麦克尔在那个领土上被赶下了台，那是为我们共同的人类带来了这么多苦难的种族优越的理论的绝望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工士们的领土。不论有关奥洛夫·帕尔默的死亡的事实是什么，但他的死亡是无可置疑的。面对人类的一个大的部分的种族压迫，典洛夫·帕尔默以言语和行动表明了一种断你的否定！也许那些人被这种种族“背叛”的行径搞得勃然大怒，他们太近视眼了，竟以为一个人的死亡就能阻止他的信念的前进的步伐。或许它只不过是恐怖时疫的另一个例子，这恐怖时疫今天的食粮不是理性，而是震惊。这无关紧要；白人部落的一种真实的良心平静下来了，而损失则既是你的也是我的。萨莫拉·麦克尔是一位曾使他的国家与南非处于战争状态的领导人，却神秘地下了台。确实，我们都仍被思考马蒂协议纠缠着，这个协议使非洲的集体意志上的那个早期胜利的时刻成之为无效；然而，边界对面的他的敌人却有充分理由为他的死亡而感到高兴，而且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那个意义上讲，他的死亡居然是黑色种族的胜利的一种形式。
是否这也许是一种过于赤裸裸的自相矛盾之论？那么就让我把你带回霍拉营地吧。棍子或者鞭子的对象是牲口，马、羊、驴等等也是棍子或者鞭子的对象。因而它们的定义也就涉及到偶而被打致死。在霍拉营地事件 30 年之后，如果说可以想像要杀死一位非洲抵抗战士需要有最复杂的电子干扰般的
独创性的话，那么种族主义的斗士们就已经把他们继续拒不给予世界的东西给予了他们自己，也就是说他们，白人优越论者们，自从霍拉营地事件以来走了漫长的道路才为他们所选择的敌人下了定义。自从沙佩维尔事件以来他们走的道路漫长得难以置信，当时他们在沙佩维尔从背后朝手无寸铁逃跑的非洲人射击。自从 1930 年以来他们走了非常漫长的路程，当时在首次有组织的焚烧通行证事件中，南非黑人决定公开焚毁他们的面目可憎的通行证，从而把丁甘日变成毫不含糊地进行抵抗的象征，丁甘日是为纪念祖鲁人领袖丁甘的失败而命名的。德班警察对在卡特赖特公寓大楼里数千张通行证被焚饶作出了反应，他们袭击这些手无寸铁的抗议者们，杀死了六七个人，伤了数百人。他们以焦土战役作为支持，使成千上万的非洲人从他们的正常环境中被驱赶出来，成了监禁和放逐的受害者。而且甚至 1930 年的镇压也是 1919 年的更早的、对土人通行证法的自发抗议的一种突然而又令人吃惊的飞跃，当时警察也只不过是骑着马冲向抗议者，用犀皮鞭打他们，就像对待离群的羊和任性的牛一样，追逐着他们，把他们从街道角落驱赶列简陋的小屋。每一个种族恐怖活动都在风格上愈加复杂化，人的生命的丧失也在升级，这本身就说明了对所惧怕事物的潜力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尊重，是对受害者的加速的胜利步调的一种承认。
在那次将霍拉营地的罪行再次创造出来的尝试中，最有力地打动了我的心的就是这个方面：这个方面在白人官员的种种证词中突现出来了，不管是公然陈述出来的，还是纯粹通过他们对正在进行的屠杀所采取的有效的超然态度表现出来的。亦即：这些白人监工们从未这样实际上体验到他们的受害者是“另一种”人。他们显然并没有体验到作为人的受害者的现实。也许是动物，或许是植物生命的某种讨厌的形式，但当然不是人。这儿我并不是谈论他们的殖民地老爷，这些殖民地老爷们制定并维持着移居者殖民主义的政策，把马克沁机枪分发下去并为帝国的军号调好调。他们深知，帝国存在着，但又需被打破，文明持续了若干世纪，但又需被毁灭。他们的“文明化使命”成了那种“次于人类的”贬低的利他主义的补救，而那种“次于人类的”贬低又只不过是在帝国主义的贪婪之饼上文过怖非地涂上的糖霜。然而确实有一些执行命令的代理人（就像艾克曼一样，兹从白人大陆上找出一个类似者）；他们，不论是官僚、技术员还是营地总管，他们的头脑中都没有可以填充的概念空间，除非十分罕见地、例外地被“黑人也是人”所填充。或许可以这样说，从自上个世纪末直到此刻，这一直是寻常南非白人的变态心理。例如，下述即是那个国家的一个开明的、甚至是激进的头脑的一种坦率的承认：
“一直到我毕业的那一年我才想到，这些黑人，这些无选举权的大众，原来也与我所宣种信奉的社会主义有关，或者说他们在当前似乎即将来临的伟大社会革命中也会起到某种作用。那些注定要继承新世界的‘工人们’自然是白人木工和瓦工，是电车工人和矿工，他们在工会中组织起来，投票支持工党。我不会想到与一位当地青年讨论政治，正如不会想到邀请他到家里与我一起玩，或请他吃饭，或邀他参加卡那封足球俱乐部一般。非洲人处于一种不同的水准，很难说得上是人，在某种程度上看只是狗和树，从远处看是母牛。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感觉，没有兴趣，既不恨也不爱。他恰恰没有进入我的社会图画。因而，我完全接受了当时的传统态度。”
这是生于南非的白种人政治叛逆兼科学家埃迪·鲁的自我分析。是的，
我以为这种自我分析在今天仍是大多数生于南非的白种人的直率的、未加矫饰的真理。“并没有特别的感觉，没有兴趣，既不恨也不爱”，这是对“传统态度”的完全接受造成的结果。如果你乐意的话，可以说在本世纪的头 25 年当中，简言之，也就是在一系列诺贝尔奖正在开创之时，这一段话引起了在种族上那颗白纸一样纯净的心的注意。但不论石板是多么干净，它一旦暴露给空气——清新的空气或是污染了的空气——都不可避免要接受印记。我们现在是在 1986 年，自从那次对抗，那次对土著通行证法中所固有的非人性的标签的第一次抵制以来，这是直接、密切地暴露了整整一个世纪。
埃迪·鲁就像成千甚至上万的他的同胞一样，不久就迅速迈开了大步。他的种族己有了其在非种族主义事业中的一个烈士名单——人们仍然略带痛苦地首先记着鲁丝，她被种族隔离的长胳臂所递送的信件炸弹消灭了。还有其他人——安德烈·布林克、艾布拉姆·费希尔、海伦·苏兹曼，一直到布雷顿·布雷顿巴赫，牺牲的疤痕仍然烙进他们的灵魂之中。知识分子、作家、科学家、普通的工人、政治家——他们来到那个特定的时刻，此时社会现实再也不能作为在显微镜下的承物玻璃上的一种文化来彼观察，也不能被变成书本上。画布上或舞台上的美学变体。黑人当然被关进一种不含糊的环境之中：在这个场合，我没有必要向我们自己发表演说。我们知道我们的使命，我们从事我们的使命。这个先例抓住机会发表演说的对象是其他的人，并不仅仅是那些被困在那个在劫难逃的营地的界限之内的人，而且还有往在营地之外、处于良心的边缘的人。尤其是那些人，他们以无耻的自鸣得意杜撰了神秘的道德主张，使得他们得以在一种具有空前的政治空谈的语言之中为不采取行动提供借口：“就我个人而言，我发觉制裁在道德上是令人讨厌的。”在另外一位领导人看来，针对一个东欧国家并奏效的经济制裁将不会在南非的种族隔离的土地中奏效，那位装模作样的大师借用世界的无线电广播唱道，“别插手波兰的事”，可是当世界喊道“别插手尼加拉瓜的事”时，却又关上了助听器，对这种领导人我们又能说什么呢。但有关这些世界领导人的含糊其词和多重的道德，谈到这儿也就够了。
这令任何自称有起码的理性的头脑都难以理解，确实地、令人畏惧地难以理解，现象学上的同化所产生的迹象表明，经验主义的观察能够转化为对有理性的人类行为的推断。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整整 50 年，两三代人以前，现象学上的同化这同一个领域产生了邦廷、鲁、道格拉斯·沃尔顿、索利·萨克斯、吉迪恩·博瑟斯之流的人——难道在 50 年、60 年甚至 70 年之后，在这同一领域内居住的会是人类的这么一个物种，他们竟会这样与历史无关，结果在 1919 年焚烧通行证中解释得十分清晰的那个宣言居然只是个没有持久意义的棘手事件吗？
某个呈现返祖现象的要人正在这儿起着作用，他不尊重一切科学的解释，它向人关学问的一切经验提出严肃的疑问！那么我们就需自问，什么事件能对这么一种人讲话？我们怎样才能使那个容纳有历史理解和历史发展的麻木的细胞恢复活动？或许这样的事件或聚会会有所裨益，这是可能的吗？我们是否敢于绕过傲慢的边缘并且对他们说：好好看一下，作出反应，当你急于证明此刻是不可能的时候，你也就已杀死了、摧残了、镇压了、折磨了、放逐了、贬低了成千上万的人并使他们丧失了人性，而这成千上万的人又正是裹着这种皮肤，长着这样的头发，骄傲地满足于他们自己的存在。我们敢这么做吗，在心脏移植的科学中，你们已浪费了多少潜在的合伙者？我们怎
能知道，倘若当初你们具有以一种伟大的多重种族的社会的价值来教育世界上的其他人的眼界的话，那么到现在会有多少个南非黑人科学家和作家站在这儿。
杰克·科普元疑在《内部的敌手》的序言里对这一点作了总结。这是一本研究生于南非的白人文学中的异议的专著，他写道：
以当前的眼光来回顾，我以为可以不无道理地说，从核心上看，生于南非的白人领导人在 1924 年转错了弯。他们本身就是帝国主义的最为邪恶的一面的受害者，然而他们的一切苦难和生命的巨大丧失却并未向他们传达出那个明显的历史教训。他们自己成了新的帝国主义者。他们从英国接掌了帝国和殖民主义的衣钵。他们本来满可以强烈反对兼并、侵略、殖民剥削和殖民压迫、种族傲慢和露骨的虚伪，因为他们自己本来就是这一切的受害者。他们本来是可以向人道的思想和文明的进程打开大门的，本来是可以把这拥有数不清的资源的伟大国土改造成又一个新世界的。
相反，他们却蓄意一有可能就使时钟倒转。他们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中接管了一千多万名土生土长的臣民，剥夺了他们在一个多世纪中所获得的不论何种有限的权利，加强了对他们的镇压。
唉，也许针对查卡们、丁甘们以及迪金斯瓦约们的战争，甚至还有布尔农夫的大迁居，在你们的大记忆中是太鲜明了。但我们所说的是，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而与过去的效率相比，在这个世纪中世界是在飞跃，起码与以往的三个世纪相比是如此。我们看到，一切种族的男人和女人的潜力在与自然和宇宙的最小心翼翼地保护着的最高权威进行斗争。在每个领域，不论是在人文学科领域还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我们都看到，人的创造力已勇敢地面对着并已缓和了他的环境的敌意，这种敌意为人们所改造、节制、转化、变得和谐甚至为人们所征服。历史战胜了错误，重新获得了曾彼放弃的领域，而当人有时间舐着自己的创伤并且再次倾听他的精神的迫切要求的时候，历史——或者说对历史的歪曲的、乐观主义的解释也就被净化了，并且返回到其真实的现实，因为对其他人的历史进行诋毁的人发现，他们愈是前进，他们的进程就愈是被他们故意插入其他人的历史中的脱漏之处所抑制并变得失效。自私自利又指挥着另一轮修正主义——首先就是轻微的、吝啬的让步。但水坝上己产生了缺口，土块的崩落已是合乎逻辑的进程。从丛林的腹地，即使在被装置在绕轨道运行的高精密度摄影机进行帮助以前。文明已复活了，并用无懈可击的肖像学和艺术为自己的存在提供了文件。愈如今人惊讶的是，对古代的航海者的记载，对欧洲尚不需要为其产业工厂提供原料的时代的那些商人冒险者的记载— —对自古以来的海员和冒险家的这些客观叙述进一步证实了考古学上的遗迹所大声断言的事情。它们谈论到生活着的社区，这些社区调节着自己的生活，逐渐与大自然产生了一种工作着的关系，照顾着自己的需要，并用自己的天才保证了自己的未来。这些叙述并没有被不纯的动机搅得乱七八糟，那些不纯的动机必须使明白无误的只图私利的忙碌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方可将独立的社会分解开来以便轻而易举地进行掠夺；这些叙述正确无误地将指控的手指指向欧洲的博学之士、哲学家、科学家和人类进化的理论家的方向。戈比诺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名字，但是在今大的研究欧洲思想的学者们当中，甚至在我们非洲人当中，又有多少人能想到，欧洲哲学
中的那几个最受尊崇的名字——黑格尔、洛克、孟德斯鸠、休谟、伏尔泰——一个无穷尽的名单——是持种族优越论的厚脸皮的理论家和对非洲的历史和非洲的存在的诋毁者。至于在持革命和阶级斗争论的理论家当中的更为杰出的名字当中——我们将把偏袒的辩解的帷幕拉在他们的智力的越轨上，并因为他们想像了人类剥削的结束而稍微原谅他们。
无论如何，目的并非真正要控告过去，而是要把过去召唤到一种自取灭亡的、时代倒错的现在的注意上。容我向那个变异所引起的现在说话：你是那些世纪的孩子，那些世纪充满着谎言、歪曲和在灵山上的机会主义，甚至在知识客观性的至圣所里也有机会主义。但世界在成长，而你却任性地仍是个孩子，是一个固执的、自我毁灭的孩子，具有某些毁灭性的力量，但却仍然是个孩子。并容我对世界说话，提请它注意它自身的充满谎言的历史进程——这进程尚未被某些入所抛弃——又是这个进程维持了这个孩子的邪恶的早熟。作为那种对他人的知识欺骗的受害者，我们要求从那个终于获得自立的世界中获得某些补偿，这是件令人惊讶的事，可它又存在于何处呢？要求那个世界通过具体的行动，把自己从作为一种畸形的刚愎自用的父母的耻辱中拯救出来，尤其是，那个怪物似的孩子仍在从那个世界的力量和设计中获得物质营养、呼吸和人的承认，并带着一种似以脐带联系的绳子，它延伸着穿越大洋，甚至途经所谓的技术合作计划穿越宇宙。我们的话说得非常朴实，但又迫切：切断那根绳子。不论以什么名义，不论它是完全的制裁、联合抵制、抽回投资资本还是什么，都要切断这根似以脐带联系的绳子，使这个生来的怪物虚脱并且死去，或者在长期遭到否认的人道的基础上把它重新建造起来。让它崩溃，剥掉它的外部的生计，让它由于其自身的社会平衡遭到破坏、其经济不平衡、其对自己的最丰富的生产劳动所进行的消耗战而崩溃。如果它坚持要窒息那构成其真实的存在的头脑和筋肉的话，那就让它像人的家庭的一种流产的胎儿一样消亡吧。
这个为世界所遗弃者的社会，也就是种族隔离的南非，在人的智力上玩弄了许多把戏。且听这个例子，当全世界要求释放纳尔逊·曼德拉的呼吁升级时，南非政府无动于衷地宣布，它将继续监禁纳尔逊·曼德拉，而且是出于与盟国继续监禁鲁道夫·赫斯同样的原因！像这样一种声明明显地是求助于对每一个人身上的可笑之处的热爱。它当然从我身上挤出来一种讽刺诗— —鲁道夫·赫斯居然是长着黑脸庞的纳尔逊·曼德拉！为了保护他的人性免遭这种极端恶劣的攻击，作家又还能做什么呢！但把纳尔逊·曼德拉与头号罪犯鲁道夫·赫斯等同起来，又再次是对把他看作是低于人类的态度上的一种使人毛骨悚然的改善。它如同在沙佩维尔与冯·勃兰迪斯广场之间的比率一般，与种族隔离的自我改善处于相同的刻度上，那是对当地新闻界的第一次反抗的接近于慈悲的、接近于体谅的、几乎是仁慈的击溃。
那个被种族隔离思想所如此方便地诋毁的世界，当然也就是我如此热诚地拥抱着的世界，而在几种选择当中，这就是我对我出现在这儿的意义的选择。这是一个哺育了我的存在的世界，这个世界如此自给自足，在一切方面是如此充满了其生产能力，对自身和自己的命运是如此充满信心，因而它在延伸到其他的世界并为到达其他的世界作出反应时并没有体验到恐惧。它是我们的富有创造性的存在的内心的丰碑。它构成了我们对世界的感知的梭镜，这就是说，我们的目光没有必要永远转向内心，而且也从未被永远地转向内心。倘若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可能这样轻易就了解到站在我们门前的
石阶上的敌人，也不可能懂得怎样获得解除敌人武装的手段。当这个就是种族隔离的南非不时地沉溺于向外部世界发出呼吁，说它代表着对抗来自其北方的成群的野蛮人的文明的最后一道防御工事时，我们甚至能够提供一种宽容的微笑。这个国家想像，举起给我们本人带来伤害的几个非洲领导人叛徒、精神变态者和对路过自己领地的旅客进行抢劫的贵族的幽灵，也就足够了，而我们则是在世人面前谴责这帮人，而且我们如有能力的话就推翻这帮人，这个种族隔离的社会向世人强调，它有关未来的画面就是只有其政策才能抹得掉的现实。它宣称，这是一个只破坏的大陆，居住在这个大陆上的种族从未给世界的知识水塘贡献过任何建设性的东西。这是一个真空吸尘器，它将把几个世纪的欧洲文明的全部果实吸人其贪彻无厌的胃，然后又鄙夷地把随后产生的软糊糊的东西呕吐出来。一个自称代表着这个遭遇到危险的进步的面貌的社会，却又居然将自己锁进几个世纪那么古老的想入非非之中，却又对下述事实轻率地毫无认识，或者麻木不仁，这事实就是，它是对欧洲——犹太文化思想所抱信念的陈旧条款最后的、在制度上起作用的产物，这岂非咄咄怪事。
兹以上帝和法律为例，尤其是前者。黑人种族对外来的神祗对他们命运的侵入有一些偏执，这不只是有充足的历史理由。因为即使在今天，按照其自身的不怕难为情的声称，种族隔离的有关预先注定之物的心态也是仰赖于我只能描述为在一种由遗嘱指定的神论中的事件——我不敢将这种神论称之为基督教。一方面是诺亚的次子哈姆的儿子，另一方面是诺亚的长子谢姆的后代。这曾经是句明确的，不可改变的诅咒。至于法律，这些种族优越论者以下述声称作为他们拒不给予黑人以平等的政治参与的基础，即非洲人既不尊重法律，也没有丝毫尊重法律的癖性——也就是说，对在个人和集体之间的任何公断的概念没有丝毫尊重的癖性。
对于种族隔离，也有一些最为温和的、开明的、有些遗憾但又心满意足的辩护士，因为起码种族隔离的某种形式并非种族隔离，而是保护现状——但即使这个有矛盾心理的品种也把黑人头脑中没有法制观念作为这种状况的基础。我只须提及近日由一位著名的心脏移植医生以自传的形式对这个文学作出的贡献，这位医生由于其本人在科学上的资格可能已成为诺贝尔科学奖的候选人。尽管在种种不同的层次上不断有智力上的交锋，但这种可悲的现象却依然留存在于生于南非的自人的头脑里，用埃迪·鲁的话来说，这是对“时代的传统态度”的那种全盘接受造成的产物。
诚如所已经承认的，他们有十分“可敬的”智力祖先。仅举我所喜爱的例子，弗雷德里希。威廉·黑格尔发现，佯称非洲人尚未发展到他那种层次是方便的，他达到了对任何实质性的客观存在——例如上帝或者法律——的那种认识，人的意志的利益与实质性的客观存在纠缠在一起，人又在实质性的客观存在中实现了他本人的存在，他继续写道：
在作为一个个人的自己和他的本质存在的普遍性——亦即作为一致的非洲人与他的存在的那种不发达的同一性——之间，尚未获得那种区别；因而对绝对的存在——亦即高于他的单独自我的另外一个自我——的知识，也就完全欠缺。我觉得，花费时间对这种陈腐而又不真实的主张进行批驳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倒满足于只从中吸取出一种教训来，而甚至就是在今天，那些坚持认为人的智力渴求的极点就是将这种普遍性指向一个超级的其他的方向的人，也没有获得这种教训。我以为存在着一种十分健康的思想学派，它
不仅与之形成重大对照，而且还产生出结构有力的社会，这些社会的运行独立于这个诱人的，甚至丰饶、带来灵感但又奢侈的寓言之外。
我们受着诱惑，要对拒不将这种富有想像的投射的壮举给于非洲人这一点进行反驳，但我们一旦战胜这种诱惑时，也就发现自己只是进行着没有激情的锻炼，检查我们在什么领域里遭遇到下述社会群体的历史之间的不同，一是那些社会群体，按照黑格尔之流的说法，他们从未想像到向无穷尽的空间的这种万能的推进，一是那些怀有此种想像的社会群体——如果说这些区别存在于下述领域，即经济生活或艺术生活、社会关系或科学成就的后一简言之，存在于所有那些凭经验就知是真实的活动中，那些活动与带有从旧约中在亚当与夏娃裸体的大胆妄为之后的事件所产生的诅咒的种族后果毫无共同之处。
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也就不期而遇到一个奇特的事实。非洲社会的殖民主义——我指的既是欧洲基督教殖民主义，又是阿拉伯伊斯兰教殖民主义— —前的历史十分清晰地表明，非洲社会在其存在的过程中从未因其宗教的原因而与另外的社会交战。也就是说，黑人种族从未试图以任何比你们更神圣的宣讲福音的热情征服他人或强使他人改变宗教信仰。经济的和政治的动机是有的，但却无宗教的动机。也许这个非自然的事实导致黑格尔作出了上述结论——我们不得而知。世界几大主要宗教的血腥历史的局部性小冲突甚至延续到当前。这些宗教的血腥历史当然令人产生了深藏心底而不明言的怀疑，即由这些杰出的哲学家所下了定义的宗教只是通过战争的活动才达到自知之明。
因而，在 20 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也就是在摧毁了其他的文明和彼此的文明的十字军东侵和穆斯林的护教战争的几个世纪以后，当时那些宗教战争把古代的有内聚性的社会关系打成碎片，践踏了所有民族的灵性，并且遵从看不见的众神的约束粉碎了那些民族的文化，而在今天，我们又遭遇到一些其社会推理是由依照教规的、神学的要求指导着的民族，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以为，就我们而言，黑暗的时代从未真正离开过这个世界。一个国家，如果对构成在那片国上土的大多数人的土人继续进行镇压。而又以神圣的选择的要求作为其口实，那就是对在一个以作为共同特性的民族主义的基础上茁壮成长的世界中的安全的全球关系的一种威胁。换句话说，这样一种社会在这个现代世界中并没有自己的合适的位置。我们也有我们的神话，但我们从未把它们用作征服他人的根据。然而，我们也居住在一个现实的世界上，为了使那个世界恢复完整二黑人种族除了作好准备并自愿作出最大的牺牲之外，别无选择。
在谈到那个世界——既是神话的又是现实的世界——的时候，我们的责任，或许我们对一个天数已尽的敌人的终极的、和平的责任，就是提醒那个世界以及在那个世界的边界之外的该世界的支持者们，非洲世界所引起的那种矛盾心理的现象有着非常长的历史，然而种种方面的诋毁的大多数倡导者们却又很久以前就学会了放弃站不住脚之处。实际上，或许更有关紧要的是提醒这个种族主义的社会，我们非洲世界、非洲的文化人群以及哲学思想，一直对种族主义者自己的祖先具有具体的影响，已经证明了曾是若干种运动的胚胎，甚至在其祖国的白种当地人当中产生了支流，不管这些支流是纯洁的还是被污染的。
自然，之所以有这样多种多样的遭遇和反应，是由于人们进行了深刻的
研究以便在他们的文化冒险中寻找新的方向，并寻求安慰以抵销他们的存在的无情的机械，确实是为神密的生活寻找新的意义并试图克服由他们自己的文明所获得的胜利自身而产生的社会所不适。这导致人们对非洲对世界知识所作出的贡献产生了深深的敬意，然而这又未使对非洲世界的习以为常的贬低告终。它在一些地方几乎把非洲人神化起来——那是每一位非洲人须是一位王子的发展阶段，但这又与对非洲人的一种原始的惧怕和厌恶联系在一起。这些自相矛盾的反应仍然没有触及到我们黑人存在的本质。黑人种族了解自己，并且满足于只是了解自己。即使在欧洲世界确实显得要努力为非洲世界的一种经历赐给意义时，也正是欧洲世界以最大的狂热试图通过这些遭遇再次为自己下定义。
我们可以使用那个欧洲表现主义时期的例子，欧洲表现主义痘动看到；非洲的艺术、音乐和戏剧程式，与思想、意识形态、社会动向的最不同的。水火不相容得令人吃惊的集成——弗洛伊德、卡尔·马克思、巴枯宁、尼采、可卡因、自由恋爱等等；有着相同的影响范围。这样一来，巴科塔、宁巴、约鲁巴、多刚、达恩等地的精神上的和可塑性的存在，竟发现自己既是一种话妄的灵感又是被这诸妄所诅咒之物，也就不足为奇了，那种谵妄是一种最为奇特的欧洲式诣妄，主要是条顿人的和高卢人的谵妄，它在上个世纪和本世纪起码持续了四个 10 年。然而那个响亮的目标依然是人的完全解放，是对人的尚未发掘出来的潜力的解放。那潜力会把建筑一个新的世界的大理石雕刻出来，会使欧洲思想的现存的压抑非资产阶级化，并会点起火焰，在这整个勇敢的新世界里锻造出一种新的博爱来。是的，在这个包括着彻底的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革命的共产主义的巨大范围的单一的运动之内，非洲这个实际存在的事物却一如既住，被嗤之以鼻，彼微妙地检验着，被整个地吞了下去，又反胃回吐了出来，被盗用，被吹捧，并在一个大陆的娱乐的能量的流露真情的狂乱之中被阻咒。
兹以奥斯卡·科科什卡为例：对这位戏剧家兼画家来说，非洲的宗教仪式主要引向了施虐淫、性反常行为和一般的自我满足的方向。它自然地流向一种尼采哲学的天启的传唤，充满了针对社会的——而且实际上针对世界的——自我引起的入迷的狂怒。瓦西里·卡迪恩斯基则是这样对非洲艺术的原则作出反应，他预见到一种建造在一个必须具有国际性质的广阔基础上的艺术科学。
他强调：
创造一种排外的欧洲艺术理论是有趣的.但又当然是欠缺的。
按照他的说法，这样一来艺术科学也就导向一种广泛的综合，这种综合将远远超出艺术的疆界，而进入人‘神’合一的王国。
在下一两个 10 年期中，欧洲的诸艺术首都将庆祝这同一个运动的 100 周年纪念。一些欧洲艺术家后来又被承认为巨人，他们是莫迪格里亚尼、马蒂所、高更、毕加索、布兰库斯等人。甚至当约翰尼斯、比彻在处于表现主义的狂乱状态中发誓要建造一个根除一切瘟疫的新世界，那些瘟疫包括黑人部落、热病、肺结核、花柳病、智力上的心理缺陷——我要与它们作战，征服它们之时，上述几位欧洲艺术家也以程度不同的狂热在非洲的和波利尼西亚的艺术启示的神龛前顶札膜拜。这是一种存在于几种矛盾之处当中的现象。而且或许是由于巧合，与比彻的这个激动人心的宣言同时又有一位德国的狂热者，名叫莱奥·弗洛比尼厄斯，他没有自称属于何门何派，或者说实
际上对表现主义运动最无兴趣，他得以到尼日利亚的伊费群岛去访问，那是约鲁巴种族的心脏地带和摇篮，那儿的一件美的物品令他激动不已，那是约鲁巴的头脑和手的产品，是那个种族的人生果断力的那个安详部分的一种古典表现，用他自己的话说：
在我们面前立着一棵具有不可思议的美的头，以古铜今人叹服地铸成，栩栩如生，结下一层灿烂深绿的铜锈。它真正是大百洋的非洲海神奥洛昆。
然而请听一下，有关其用手工制品曾将他升华到普遍的崇高的这些领域的人民自身，他却不得不写了些什么：我被深深地触动了，我在阿特兰提斯帝国的往昔的君主的残迹西前站了许多分钟。我的同伴的惊讶也不差分毫。我们不约而同地保持着缄默。然后我四下张望，并且看见了——黑人——那个‘可敬的祭司’之子的那个圈子，教皇陛下的奥尼朋友，以及他的聪明的官吏。想到下述，我不禁感动得伤感无言：这群退化了的低能的后代居然是如此之可爱之物的合法的护卫者。
这是直接诱惑一个对任何人开放的种族被他人剥夺，其理由就是这些守护人不够资格。这令人想起了其他的患精神分裂症的状况，那些状况产生了例如范·莱克·洛的更为致命、阴暗的神话。这位往昔的纳粹同情者后来朝他的更为极端的种族主义同胞的头上抛下如雨般的诅咒：
主啊，教导我们思考‘拥有’意味着什么，主啊，让我们思考吧！然后：思考对黑人、棕色皮肤的人、白人的仇恨：我敢于引起对这件事和其原因的天罚。虽然如此，但范·莱克·洛的动人的史诗《拉卡》却自然搅起了这些原始恐惧的白人污水沟。《拉卡》是一部对种族回忆产生强烈影响的著作，那影响就是使人变得冷酷无情和粗俗，它以野蛮民族的一种普遍退却的恐怖幽灵为生于南非的白人的信条提供原料，并且在南方对启示录的第五位骑师亦即黑人的邪恶诱惑产生了影响。
在黑人种族的宽恕的能力上，有着给世人的一个深刻教训。我经常想，这种能力与来自其世界观和可靠的宗教的种族戒律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些可靠宗教又并未由于外国的宗教信仰及其暗含的种族优越感的增加而被完全根除。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弗洛比尼厄斯是一位种族的诽谤者，也就是说，他以这种毫不妥协的虚无主义的术语，对黑人种族的祖先的原始——这位人种学者本人所观察到的一种信仰——毫不犹豫地进行了诋毁，但又不满足于此，而且还是一位臭名昭著的掠夺者，是一长行列的欧洲考古入侵者中的一员。欧洲的博物馆们证实了欧洲的这种贪得无厌的欲念：第三世界的各文化部门以及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组织所遭受到的挫折，进一步证实了你们这些偷盗物的例行接受者们的执拗、甚至累犯的性质。可是今天弗洛比尼厄斯仍被黑人机构、黑人领导人和黑人学者所推崇，这难道不令人吃惊吗？他的周年纪念为研讨黑大陆的知识分子集会和研讨会提供了现成的借口，他的种族主义的恩赐态度和攻击并不允许用来使他对了解非洲所做出的贡献显得黯然失色，或者使他在理解人类文化和人类社会上所起的作用黯然失色，尽管他的学问往往是补缀凑成的，这难道不令人吃惊吗？
正是这同一种宽宏大量的精神为往昔的殖民地国家的今天的关系提供了信息，这其中一些民族经历了形式最为残酷的殖民者或者种植园的殖民主义，在这儿伴随着贪婪与剥削的人的堕落达到了这种反常的水平，使得人的耳朵、手和鼻子被用于为来完成生产定额作出赔偿。那些经历了解放战争的痛苦、其土地刚刚满是无辜的受害者和未被诗人礼赞的烈士的尸体的民族，
他们今天又与新近奴役他门的人们并肩生活着，甚至与那些人共同分担着对他们命运的控制，那些人在不到四五年以前曾逼迫他们目睹了对他们的亲友的大屠杀。他们超越了基督教的博爱，而是甘心于重建与共享。这种合作精神可以轻易被当作那个特殊种类的领导人的背叛性的策略而不予考虑，那些领导人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为了保卫离去的压迫者们的擦得锃亮的鞋而同意接受早点妥协。在许多情况中.这是必须被承认是真实的。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政权的例子，它们与其黑大陆的群众的渴望紧密联系在一起，也采取了这相同的政治哲学。而且无论如何，最终的仲裁者是人民自己，任何这种评论都必须从人民的关系中获得效力。让我们甘心评论说，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毕竟，今天有一些欧洲民族，他们在获得解放两个多世纪以后，对曾遭受过的其他种族的统治却仍记忆犹新，结果甚至就在这个时刻，仍要求从那些往昔的征服者的后裔那儿获得一种在文化上、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可怕的报复，我访问过这种欧洲国家，其在外国统治下的残酷历史被奉为每天的意识的圣像，铭刻在纪念碑上、公园里、博物馆和教堂里、文件中、木刻上，以及在防弹玻璃拒中陈列的影印版中，但最显著的是，那些征服者人群的残余被贬低成了被容忍的地位低人一等的外侨，其公民权利、特权和社会地位均低人一等，成了勉强可以容忍的无所适从者，当难得有的与后来的武断种族的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时候，这种无所适从性就在丧气的脸色、垂下的双肩和道歉的冲突的悲怆之中把自己表达出来了。是的，我看到了这一切，而且其中有大量被写出了，并在国际聚会上彼争论过了。即使在承认对它的抽象的劝善惩恶的时候，人们也不禁急欲知道，与父亲的罪孽对儿子甚至十几代的后人的一种终生的天谴相比，在出生时被从身上割下一磅肉是否并不更仁慈一些。
面对着这种减弱着这些无所适从的民族和少数民族的种族骄傲传统和文化骄做的传统，头脑又返回到我们自己的社会，在我们的社会中，这种成为原因的历史愈加历历在目，曾经盛极一时的社区的废墟仍然雄辩地进行谴责，热气仍然从殖民主义的种族主义的近视的焦土战略上升起。然而街道仍然沿用着以前的压迫者的名字，他们的塑像和其他的征服的象征仍在装璜着他们的广场，一个完全自信的民族的意识已把它们完全归属于纯粹的装璜和蝙蝠及鸽子的栖息地。图书馆仍然没有被净化，因而一代代的新人自由地浏览着弗洛比尼厄斯、休谟、黑格尔、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而未在书的衬页上首先看到刚刚印上的字：告诫！这部著作威胁着你的种族自尊。
然而和解的这些证据，不论是广泛的还是微观的，不论是集体的、机构的还是个人的，却万万不可看作是黑人的耐心的一种无限的、不加批判的能力。就其本性来说。它们构成了一组检验、债务的一种累积、一种必须以具体的报答来相配的含蓄的奉献。它们是从一个裂缝开始的悬吊着的桥上的壅塞物，不论建筑工人乐意不乐意，这些壅塞物都必须遵守物质的定律，轰然滑落过某个特定的点，明确地停在怀疑、挫折和加倍的仇恨的变宽的裂缝之内。在我们看来，那个检验之地就是南部非洲，即那种圣经的恐怖、原始的怀疑的中世纪营地，而一切热爱和平的人都必须在那个检验地上作出一种选择：或者是把它带进现代世界；带进在那种人类伙伴关系之内的一种理性的存在状态，在我们的大陆上，每一个获得了解放的黑人国家都十分充分地表明具有那种人类伙伴关系的能力，或者是——让它卑贱地跪下双膝，从每一个方面都把它逐出于仁爱的承认之外.从而通过其严阵以待的大多数人的策
略伎它从内部屈服了。不论作出何种选择，都不能允许这种非人性的公然的侮辱追随着我们的 20 世纪的良心进入 21 世纪，具有一切文化的各民族似乎要用进年庆祝仪式来庆祝那个象征的成年。我们知道，那个日历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时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时间的紧迫之处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这些向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出现以及在这个时刻的仁慈的定义提出挑战的种种紧迫之处当中，被认为最为渗透力的莫过于种族主义的结束，人的不平等的根除，以及它们的一切结构的拆除。还应该辅之以普选与和平——这项诺贝尔奖便是为推崇这些而授予的。
（王义国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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