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时的寻求
奥克塔维奥·帕斯
我用一个单词开始我的演说，从人成其为人的时候起，所有的人都说过它，这就是“谢谢”。这个词在一切语言里都有相对应的词语。在所有的语言中，这个词的含义都很丰富。在源于罗马语的各种语言里，从精神到物质，从上帝为拯救人类于罪过和死亡而赐予的恩惠到翩翩起舞的少女身姿的优雅，或是在草丛中跳跃的猫儿的体态的优美，都是它的语义。这个词的意义是宽恕、赦免、恩赐、恩惠、名誉、启示、讲话或绘画风格的顺畅、礼貌的举止，总之，一切表现心地善良的行为。恩赐是无偿的，是一种馈赠，接受赠品者，受到奖赏的人，如果不缺乏教养，他就会由衷地表示感激，说声“谢谢”。此刻我讲这些无足轻重的话时的心情就是如此。希望我的感激之情能够为我的话增加些分量。加果每个字是一滴水，诸位就能透过它们看到我心中的感激和谢意。同样也会看到，在这个既是瑞典文学之家也是世界文学之家的地方，面对堵位我还产生了一种交织着惶恐、尊敬和意外的难以形容的复杂心情。
语言是比我们称之为民族的政治与历曳实体更为广泛的现实。我们在美洲讲的欧洲语言便是一个例子。对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文学来说，我们的文学的特殊地位恰恰取决于这一基本事实：它是用移植来的语言写成的，语言诞生和生长在一块土地上；共同的历史供给它们营养。欧洲的语言离开自己故乡的土地和传统，被移植到一个陌生的、有待命名的世界上，在新的土地上扎根，和美洲的社会一道生长并发生变化。它们既是原来的植物，又是一种不同的植物。我们的文学没有消极地经历移植语言的种种变迁。它们参预了变化的进程，并且加快了它。它们很快就不再是大西洋彼岸的单纯反映：有时它们是对欧洲文学的否定，有时（更为经常）则是对欧洲文学的反驳。
虽然发生过这些变化，但是其间的联系却始终未断。我的经典作家们是用我的母语写作的，我觉得自己跟任何一位西班牙作家一样，是洛佩和克维多的后代 但我并不是西班牙人。我相信，大多数西班牙语美洲作家都会这样说；而大多数美国、巴西、加拿大作家在英国、葡萄牙和法国传统面前也会这样说。为了更清楚地理解美洲作家的特殊地位，只要想一想日本、中国或阿拉伯作家同欧洲这种或那种文学进行的对话就够了：那是一种通过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进行的对话。相反，我们的对话都是在同一种语言内部进行的。我们是欧洲人，又不是欧洲人。那么我们到底是什么人呢？这很难确定，不过，我们的作品会为我们说话的。
本世纪在文学方面的伟大事件是美洲文学的崛起。开始是美国文学，随后是 20 世纪下半期兴起的拉美文学。后者包括两大分支：西班牙语文学和巴西文学。尽管这三种文学截然不同，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这就是在世界主义倾向和本土主义倾向之间，在欧洲主义和美洲主义之间，思想性强似文学性的论争。争论的结果如伺呢？论战烟消云散，作品留了下来。除了这个总的相似之点外，三种文学之间还存在着众多而深刻的区别。其中一个历史性强似文学性的区别是：盎格鲁美洲文学的发展和美国作为世界强国历史地位的提高相吻合；而我们文学的发展则同我们拉美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的不幸事件和动乱相一致。这是社会与政治决定论的局限性的新证明；帝国的衰落与社会的动荡有时和文学艺术上的光辉作品与时期并存：李白和杜甫就是唐朝衰落的见证人。贝拉斯克斯是腓力浦四世的画师，塞内加和卢卡诺是尼禄的同时代人和受害者。其他区别是文学方面的，大多涉及具体作品而不只是每种文学的特征。但是各种文学都有其特征吗？有一整套区分这种文学与那种文学的共同特征吗？我不相信会有。一种文学不能由某种虚无的、摸不着的特征来确定。它是一个由唯一的、凭借对立和近似关系联结在一起的作品构成的集体。
拉美文学和美国文学之间首要的、基本的区别在于它们的渊源不同。我们和美国作家最初都是欧洲的反映。他们是一个岛的反映，我们是半岛的反映。在地里、历史和文化上，这两个地区都是偏离中心的。他们源自英国和宗教改革，我们源自西班牙、葡萄牙和反宗教改革。处在西班牙美洲作家的地位，我几乎不用去提使西班牙区别于其他欧洲国家并赋予它一种明显而独特的历史面貌和因素。西班牙的偏离程度并不亚于英国，尽管偏离形式不同。英国的偏离是岛屿性的，特点是隔绝：这是一种被排斥在外的偏离。西班牙的偏离是半岛性的，特点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过去并存：这是一种包括在内的偏离。在信奉大主教的西班牙，西哥特人信仰阿里乌斯异教，更不用说在阿拉伯文明、犹太人思想影响、光复战争和其他具有独特意义的事件支配一切的那些世纪了。
在美洲，西班牙的偏离在重现，在变本加厉，尤其是在墨西哥和秘鲁这样一些有着古老而灿烂的文明的国家。西班牙人在墨西哥不但找到了一种地理，而且找到了一种历史。这历史依然历历在目：它不是过去，而是现在。在哥伦布到来之前拥有神殿和神灵的墨西哥是一堆废墟，但是使那个世界充满生命力的精神并没有死亡。它在用密写语言对我们讲述神话、传说、共同生活的形式、民间艺术和风俗习惯。做一个墨西哥作家，就意味着听到了这种现在——这种存在对我们讲述的一切。听它讲话，跟它交谈，解释它：说明它 也许在讲过这短短的几句题外话之后，才可能看到那种既把我们同
欧洲传统相连接又使我们与之分离的奇怪关系。
这种分离意识是我们的精神史的永恒标记。有时我们觉得这种分离就像一个伤口，于是它就变成了内部的裂伤，促使我们进行自我检查的痛苦的意识；有时它则像一种挑战，像刺激我们采取行动，去和其他人及世界进行战争的马刺。当然，这种分离感是世界性的，不是西班牙美洲人所独有的。它和我们诞生在同一时刻：我们脱离了母体，落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这种体验变成了一个永不愈合的脓疮。这是每个人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我们的一切事业和行动。我们所做的和梦想的一切，都是为消除分离，把我们同世界和我们的同类连接起来的桥梁。从这个角度讲，每个人的生活和大家的集体历史可以被看作是旨在恢复原状而做的努力，是对创伤所做的尚未结束、也永远不会结束的治疗。但是对于这种分离感，我不想再做其他更多的描述了。我想强调的是，在我们中间，它突出地表现在历史方面。这样，它就变成了我们的历史的意识。这种感觉是何时和怎样产生的？又怎样变成意识的呢？对这个双重问题的回答可以是一种理论，也可以是一种个人的证明。我倾向于后者，因为理论倒是有不少，可惜没有一种完全可信。
分离的感觉同我那些最久远、最模糊的记忆——第一次啼哭、第一次恐惧，混杂在一起。跟所有的孩子一样，那时我也架设了把我同世界和其他人连接起来的想像的、感情上的桥梁。我住在墨西哥城郊一个小镇的一幢破败的老宅子里，宅子里有一座热带树林花园和一个藏满了书的大房间。那是我进行最早的游戏和学习的地方。花园成了世界的中心，藏书室成了使人着迷的洞穴。我和我的堂兄弟们以及同学们的那里看书、玩耍。庭院里有一棵无花果树，长得特别高大；还有四棵松树，三棵欧洲白蜡树，一深夜来香，一棵石榴，几块草地，一些容易引起紫色擦痕的带刺植物。墙是砖砌的。时间具有弹性；空间是旋转的。更确切地说，一切时间，无论真实的还是想象的，都是此时此刻：空间则在不停地变化，那里也是这里，一切都是这里：一片谷地，一座高山，某个远方的国家，居民们的庭院。带插图的书尤其是如饥似渴翻阅的历史书，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形象：荒漠和丛林。宫殿和茅屋，武士和公主、乞丐和君主。我们和辛伯达以及鲁滨逊一起遇难，我们和达达尼昂一起战斗，和熙德一起攻占巴伦西亚。我多么希望永远留在卡吕普索的海岛上啊！夏天，无花果树摇动着所有的绿枝，树枝仿佛是一条三桅帆船或海盗船的船帆，我在它那被风吹打的高桅杆上发现了岛屿和大陆——刚刚踏上便消失的土地。世界没有边际，但它又总是伸手可及：时间是一种可延展的物质，一种没有裂隙的现在。
那种使人着迷的乐趣是何时彼打碎的呢？不是一下子，而是渐渐被打碎的。要我们接受朋友的出卖、亲爱的女人的欺骗，赞成绝对自由的思想是暴君的面具，是困难的。所谓“恍然大悟”。实际上是一个缓慢而曲折的过程，因为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的过失和骗局的同谋。但是，我还能比较清楚地回忆起一桩意外事件。此事虽然很快就被遗忘了，但它却是第一个信号。那时我大约六岁。我的一个比我稍大的堂姐让我看一本美国杂志。杂志上印着一张士兵们在一条林荫道（很可能是纽约）列队行进的照片。“他们是从战场上回来的。”她对我说。这句话使我感到惊慌失措，仿佛宣告世界未日就要来临或基督第二次降生似的。我模模糊糊地知道，几年前在远方某地结束了一场战争，士兵们为庆祝他们的胜利而举行了游行。对我来说，那场战争是发生在另一个时间，不是此时也不是此地。那张照片使我如梦初醒，我感到自
己完完全全被排除在现时之外了。
从那时起，时间就开始变得愈来愈破碎。空间也变成了多个空间。经验一次又一次重复。随便一则消息，随便一个句子，一份报纸的大标题，一支流行歌曲，都是外部世界存在的证明和我的不真实性的揭示。我觉得世界在分裂：我不在现在。我的现在解体了：真正的时间在别的地方，我的时间，即花园、无花果树、和朋友们进行的游戏、下午二点在阳光下的草丛中的瞌睡和微微裂开的无花果——又黑又红，像一块火炭，一块甜蜜而新鲜的火炭——的时间，是一种虚假的时间。尽管有我的感觉作证，那时的时间仍然是别人的时间。真实的现在的时间才是真实的。我接受了难以接受的事情：我已经长大成人。这样，就开始了现时对我的排除。
说我们受到现时的排除，可能被视为一种荒唐的想法。不，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的经验：我们有些人最初觉得它像一种惩罚，后来才把它变成意识和行动。寻找现时，不是寻找人间的乐园，也不是寻找没有日期的永恒，而是寻找真实的现实。对我们西班牙美洲人来说，这种真实的现在不在我们本国；那是别人，是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生活的时间，是纽约、巴黎和伦敦的时间。必须出去寻找它，把它带到我们的土地上来。那些岁月也是我发现文学的岁月。我开始写诗，却不知道是什么驱使我写：我受到一种很难说清的内部需要的推动。几乎现在我才明白，在我所谓的受到现时排除和写诗之间有一种隐秘的联系。诗歌爱上了瞬间并想在一首诗中复活它，使它脱离连续性，把它变成固定的现在。但是在那个时期，我写作时并没有问自己为什么要那么做。我只是在寻找进入现在的门口，我想成为我的时间和我的世纪的人。不久之后，这个念头终于变成了固定的思想：我要做一个现代诗人。我对现代性的寻求便开始了。
现代性是什么呢？首先，它是一个含糊的术语：现代性跟社会一样多。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现代性。其含义是模糊的、随心所欲的，就像在它之前的那个时代——中世纪的含义一样。如果对中世纪来说我们是现代的，那么，对某个未来的现代来说，我们就是中世纪吗？一个随着时间而变化的名称是真正的名称吗？现代性是一个寻找自己的含义的字眼，它是一个概念、一种幻景，还是一个历史时期呢？我们是现代性的产物，还是它是我们的创造物呢？谁也说不清道不明。这无关紧要，我们追随着它，紧紧地跟踪着它就是了。在那些年代，对我来说，现代性跟现时是一回事，更确切他说，是现代性产生了现时：现时是它的极端的、最后的花朵。我这种情况既不是唯一也不是个别的：从象征主义时期起，我们时代的一切为那种既吸引人又躲避人的形象所着迷的诗人都追随过它。第一个就是波德莱尔。他也是第一个接触它的，从而发现了它不过是在人们手中逝去的时间。我无需讲述我在追随现代性方面所做的冒险，因为这几乎是本世纪所有诗人的经历。现代性曾是一股世界性的热情。从 1850 年起，它就是我们的上帝和我们的魔鬼。近年来，人们企图驱逐它，大谈特谈“后现代性”。难道后现代性不就是一种更加现代的现代性吗？
对我们拉丁美洲人来说，探索诗歌的现代性，是和我们为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而进行的反复的、多种多样的尝试井行的一种历史现象。这是一种产生于 18 世纪末的倾向，它包括西班牙本身。美国是伴随着现代性诞生的。到了 1830 年，正如多克维勒看到的那样，美国就成了孕育未来的母体，我们却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脱离现代性的时刻诞生的。所以，人们便不时谈论我们拉
美国家的“欧化”问题：现代的东西在外面，我们必须把它引进。在墨西哥的历史上，这个过程是在独立战争爆发前不久开始的；后来演变成一场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在 19 世纪分化和激发了墨西哥人的热情。这个重大事件不但使改革计划的合法性，而且更使试图实施计划的方式即墨西哥革命受到了怀疑。和 20 世纪的其他革命不同，墨西哥革命既不是一种近似乌托邦思想的表现，也不是一次受压制的历史与心理现实的爆发。它不是一群决心实行源于某种政治理论的若干原则的思想家采取的行动，它是一场将隐蔽的东西暴露在阳光下的人民运动。因此说，它是一场革命，或者说它不仅是一场革命，它更是一次展示。墨西哥一直在外面寻找现时，却在内部找到了它，它虽然被埋葬，但是还活着。对现代性的寻找使我们发现了我们的古代，发现了隐藏着的民族面孔。这个意外的历史教训，不知人们是否都记住了：在传统和现代性之间有一座桥梁。传统受到孤立会僵化，现代性受到孤立会挥发，两者结合在一起，一个就会激励另一个，另一个也会以重量和重力来回报它。
寻求诗歌的现代性是一种真正的寻求，我是从这个词在 12 世纪所含有的讽喻和骑士的意义上讲的。尽管我会过好几个荒原，访问过好几座镜子城堡，并曾在那些梦幻般的部落中间住宿，我却没有赎回一只圣杯。但是我发现了现代传统。因为现代性不是一个诗歌流派，而是一个族系，一个家族。它分散在几个大陆，两个世纪以来，它从我们经受的变迁和不幸——公众的冷漠，宗教、政治、学术和性的正统思想的孤立和审判——中幸存下来。作为一种传统而不是作为学说，它才得以存在和发生变化，并且具有了多样性：每一次诗歌冒险都不同，每一个诗人都在这片奇妙的语言之林里种下一杆不同的衬。既然作品多种多样，道路各不相同，那么是什么把所有这些诗人联系起来呢？不是某种美学，而是一种寻求。但我的寻求并不是空想，虽然现代性概念是一种幻景，一束反光。一天，我发现自己不是前进，而是返回了出发地，对现代性的寻找是一种返本归原。现代性把我引向了我的开始，我的古代。决裂变成了和解。于是我明白了，诗人原是世代之河中的一种搏动。
现代性概念是历史作为一个连续的、线型的、不重复的过程发展之中产生的副产品。尽管它的源头在犹太基督教义那里，它仍然是同基督教学说的一种决裂。基督教取代了异教徒的循环时间，历史会不重复，有开始也将有结束；连续的时间是历史——倒下去的人们活动的舞台——的世俗时间，但是它服从于无始无终的神圣时间。在“最后的审判”之后，无论在天堂还是在地狱，都将没有未来。在永恒中什么事情也下会发生，因为一切都已存在，这是存在对变化的胜利。新的时间，我们的时间，跟基督教时间一样是直线发展的，但是它通向无限，与永恒无关。我们的时间是世俗的历史的时间，它不能倒转，也永不结束，它不走向它的终点，而是走向未来。历史的太阳叫未来，而向未来发展的运动就叫进步。
对基督教徒来说，世界——或像从前人们说的那样叫尘世，世间的生活——是经受考验的地方：灵魂在人间或者沉沦或者得救。在新观念看来，历史的主体不是个人的灵魂，而是人类：有时它被理解为整个人类，有时它由某个杰出的集体来代表：如西方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白种人或其他任何群体。异教的哲学传统和基督教的哲学传统都赞扬过上帝，认为它是毫无缺憾的完全，永世不变的完美。我们却崇尚变革，认为它是社会进步的活力和模式，变革有两种得大独厚的表现形式：演变和革命，渐进和飞跃。现代性
是历史运动的尖端，是演变和革命这两个进步面孔的体现。最后，进步只有依靠致力于征服自然和利用其丰富资源的科学与技术的双重作用才能实现。
现代人已将自己确定为历史的人。其他社会宁愿以不同于变革的思想和价值来确定自己，希腊人崇拜古老的城邦和回，却对进步毫无所知，塞内加跟一切禁欲主义者一样被永恒的回归弄得彻夜难眠；圣奥古斯丁相信世界末日迫在眉睫，圣托马斯建造了一座从创造物到造物主的梯级，即存在的等级。如此等等。但是这些思想和信仰一个接一个地被抛弃了。我认为进步的观念也开始遭到同样的命运。结果，我们对时间、对历史和看我们自己的看法也将如此。我们看到了未来的黄昏。现代性概念的贬值和“后现代性”这种如此令人生疑的概念的时兴，并不是仅仅危害艺术和文学的现象：两个多世纪以来推动着人类的基本思想和信仰已陷入危机。在其他场合，我曾比较详尽地谈过这个问题。在此我只能简单地概述一下。
首先，关于通向无限和不断发展的概念正受到怀疑。我几乎无需提及我们都知道的问题：自然资源是有限的，终有一天会枯竭。更何况我们已经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也许是不可补救的损害，人类本身已受到威胁。另一方面，进步的工具——科学和技术——极其清楚地证明，它们很容易变成破坏力量。最后，核武器的存在是对历史固有的进步概念的一种反驳。我还要补充的是，这种反驳只能叫帧破坏。
其次，关于历史主体即人类集体在 20 世纪的命运。各个民族和个人遭受的灾难是罕见的：两次世界大战、五大洲的专制制度、原子弹，最后还有人类所知道的最残忍的杀人机构之一——集中营的大量增加。现代技术带来的益处数不胜数，但是对本世纪千百万无辜的人民所遭受的屠杀、苦刑、凌辱、贬黜和其他种种伤害，闭眼不见是不可能的。
第三，关于对必要的进步的信念。对我们的祖辈和父辈来说，历史的废墟——尸体、荒凉的战场、被摧毁的城市——并不否定历史进程的本质是好的。断头台和暴政，战争和野蛮的国内斗争，都是进步的代价，是必须付给历史这个上帝的血的赎金。上帝？是的，按照黑格尔的说法，上帝就是被神化的、充满残酷诡计的理性本身。人们的臆想的历史合理性已经烟消云散。正是在对秩序、规律性和连贯性的控制中即在精密科学和物理学方面，关于意外事件和灾难的旧观念重新出现了。这种令人不安的观念复活现象不禁使我想到千禧年的恐怖情景和阿兹特克人在每个宇宙周期结束时的痛苦之伏。
在结束这匆忙的列举之时，我还要指出：一切试图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的哲学与历史假说都已破产。那些假说的信仰者自信掌握着历史的钥匙，便在用尸体堆成的金字塔上建立了强大的国家。那些骄傲的建筑在理论上讲是为了解放人类，但很快就变成了高大的监狱。今天我们看到它们倒塌了；把它们推倒的不是思想上的敌人，而是一代代新人的厌倦和追求自由的渴望。这是乌托邦的结束吗？更确切他说是作为一种现象的历史——其发展趋向是预先就可知道的——概念的结束。历史决定论成了一种代价昂贵的、流血的幻想。历史是不可预见的，因为历史前进的动力即人，其本身就是难以确定的因素。
这一简单的回顾说明，我们很可能正处于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历史阶段的开始。这是现代时期的结束还是变化呢？这很难说，不管怎样，乌托邦的破灭毕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白，但不是在那种思想经过试验而落空的国家，而是在许多人曾怀着热情和希望信奉那种思想的国家，人类有史
以来第一次生活在一种精神的变化之中，而不像以前那样生活在那种既压迫我们同时又安慰我们的宗教与政治制度的阴影下。社会是历史的社会，但是所有的社会都曾受到一整套非历史的思想和信仰的指引和影响。我们的社会是第一个准备不受一种非历史学说支配而生活的社会：我们的绝对观念——宗教的或哲学的，伦理的或美学的——不是集体的，而是个人的。单凭经验是危险的。不可能知道在传统上属于公共生活的思想、习惯和信仰的这种私有化带来的紧张和冲突，最终会不会摧垮社会的结构。人类可能重新受到古老的宗教狂热和民族主义狂热的支配。可怕的是，思想上的抽象偶像的倒塌预示着被埋葬的部族、宗派和宗教热情的复活。不幸的是，种种迹象使人感到不安。
我所说的非历史思想即为历史确定某种目的和方向的思想的衰落意味着对全面解决办法的不言而喻的放弃，我们愈来愈倾向于（用其褒义）采取有限的办法来解决具体问题。避免为未来立法是明智的。但是，现时不仅要求满足它的眼前需要，而且要求我们作全面的、更严肃的思考。很久以来我就相信，而且坚定不移地相信，未来的没落预示着今天的来临。思考今天，首先意味着恢复批评的眼光。昏如说，市场经济的胜利——一种由于对手的过失而造成的胜利——不应该成为高兴的唯一理由。市场是一种有效的机器，但是跟一切机械一样，它没有良心，也没有同情心。必须找到使它扎根于社会的方式，以便使之成为社会和约的表现形式和维护正义与公道的工具。那些发达的民主社会达到了令人羡慕的繁荣，但它们同时又是普遍贫困的汪洋大海上的富足岛屿。市场问题同生存环境的破坏问题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污染不但毒化了空气、河流和树林，而且也毒害了人类。一个受着多生产多消费的狂热支配的社会，有把思想、情感、艺术、爱情、友谊和人本身变成消费对象的趋势。一切都会变成可以购买、可以使用和可以丢进垃圾箱的东西。没有一个社会像我们的社会这样生产这么多废物，物质和精神上的废物。
关于现在的思考并不意味着放弃未来或忘记过去：现在是这三个时间的交汇点。同样，也不能同轻而易举的享乐主义混为一谈。快乐之树不是生长在过去或未来，而是生长在此刻。死亡也是现时结出的果实。我们不能拒绝它：它是生活的一部分。活得愉快要求死得也愉快。我们必须学会正视死亡。现时有时光明有时黑暗，它是两个半球即行动和思考合成的球体。正如我们有过关于过去和未来、永恒和虚无的哲学一样，明天我们也将有一种关于现时的哲学。诗歌的经验可以成为它的基础之一。关于现时我们能知道什么呢？一无所知，或者几乎一无所知。但是诗人们都知道一点儿：现时是存在的源泉。
在寻求现代性的漫长旅程中，我曾多次迷失，又多次迷途知返。我回到原地，发现现代性不在外部，而在我们内部。它是今天，也是最古老的古代，它是明天，也是世界之初；它生活了千年，但又是刚刚诞生。它讲纳瓦语，写 9 世纪中国的表意文字，同时又在电视屏幕上出现。刚刚被发掘出来的完好无损的现时，抖掉几个世纪的尘土，微微一笑，便突然振翅飞起，消失在窗外。时间和存在具有同时性，现代性和最近的过去发生决裂，仅仅为了拯救古老的过去并把新石器时代的丰满形象变成我们这个时代的形象。我们追逐着处在不断变化中的现代性，却始终未能抓住它。它总是逃脱，每次相遇它都会逃脱。我们刚刚抱住它，它便立刻消失：它只是一点点气体。它是一个瞬间，是一只既在一切地方又在任何地方的小乌儿。我们想活捉它，它却
张开翅膀，化作一束音节消失了。我们只落得两手空空。于是感知之门微启，另一种时间，真正的时间，我们一直在不知不觉地寻找的时间出现了，这就是现时，现在。
（朱景冬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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