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顿首再拜白司谏足下。某年十七时,家随州,见天圣二年进士及第膀,始识足下姓名。是时予年少,未与人接,又居远方,但闻今宋舍人兄弟,与叶道卿、郑天休数人者,以文学大有名,号称得人。而足下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后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师,足下已为御史里行,然犹未暇一识足下之面。但时时于予友尹师鲁,问足下之贤否,而师鲁说足下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予犹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节,有能辨是非之明,又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无异众人,是果贤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为谏官来,始得相识,侃然正色,论前世事,历历可听,褒贬是非,无一谬说。噫!持此辩以示人,孰不爱之?虽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闻足下之名及相识,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
前日范希文贬官后,与足下相见于安道家,足下诋诮希文为人。予始闻之,疑是戏言;及见师鲁,亦说足下深非希文所为,然后其疑遂决。希文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为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饰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且希文果不贤耶?自三四年来,从大理寺丞至前行员外郎,作待制日,日备顾问,今班行中无与比者。是天子骤用不贤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贤以为贤,是聪明有所未尽。足下身为司谏,乃耳目之官,当其骤用时,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反默默然无一语,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若果贤耶,则今日天子与宰相以忤意逐贤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则足下以希文为贤,亦不免责;以为不贤,亦不免责。大抵罪在默默尔。
昔汉杀萧望之与王章,计其当时之议,必不肯明言杀贤者也;必以石显、王凤为忠臣,望之与章为不贤而被罪也。今足下视石显、王凤果忠邪?望之与章果不贤邪?当时亦有谏臣,必不肯自言畏祸而不谏,亦必曰当诛而不足谏也。今足下视之,果当诛邪?是直可欺当时之人,而不可欺后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惧后世之不可欺邪?况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即位已来,进用谏臣,容纳言论。如曹修古、刘越,虽殁犹被褒称,今希文与孔道辅皆自谏诤擢用。足下幸生此时,遇纳谏之圣主如此,犹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闻御史台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是可言者惟谏臣尔。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无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
昨日安道贬官、师鲁待罪,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责贤者备。今
某区区犹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绝足下而不以贤者责也。若犹以谓希文不贤而当逐,则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尔。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亦谏臣之一效也。
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论希文之事,时坐有他客,不能尽所怀,故辄布区区,伏惟幸察,不宣。修再拜。
景佑三年(1036),锐意改革的范仲淹几次上疏揭露朝廷弊端,批评宰相进用私人,结果激怒宰相吕夷简,被贬为饶州知州。当时朝中多人论救,谏官高若讷不置一词,反而在私下诋毁范仲淹。欧阳修出于义愤,写了这封信,指责高若讷,结果被贬为夷陵令。
信先追叙十四年间作者对高若讷为人的三次怀疑,肯定他不是一个君子。在这种情况下,再直接分析高若讷诋毁范仲淹的不良用心,指出无论范仲淹是贤还是不贤,作为谏官的高若讷都应为此受到责难。而他对范仲淹的诋毁就是在“饰己不言之过”,欺骗世人。文章层层深入,义正词严,感情激愤,抨击斥责酣畅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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