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主要文体之一。
班固《两都赋序》引“或曰”称：“赋者，古诗之流也。”这是对赋的重要解释。它指出了赋这种文体形式的由来，即源于古诗，由古诗衍化成赋。同时，它也指出了赋的性质，它与诗为类。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古籍进行分类，也将赋与诗分在一起，名之为“诗赋略”。这不仅是班固的认识，同时，它也包含了班氏所继承的刘歆的认识。
《艺文志》在讲到诗歌发展时说，春秋以后，“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布衣而能作诗，故有乐府民歌的兴盛；文人创作，从荀子、屈原起，则以赋的形式抒情言志。屈原等人之作与布衣之作虽在文体形式上有差别，却终属同源而分流。这是汉代占主导地位的看法，也是后世所普遍承认的定说。对赋的第二种被人们经常引用的解释出于《文心雕龙》。其《诠赋》中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这是从音训中引出对赋的特征的解说。铺采是从文辞方面说，指出赋重藻饰的特点；这里的“体”和“写”也是铺叙之意。这是从内容方面说，言其铺叙物体、人情而与华茂的词采相结合，遂成为赋。对赋的第三种解释也见于《汉书·艺文志》。其文说：“不歌而诵谓之赋”。
这里的赋本指春秋时代贵族礼会之际不歌诗，而是在对话中背诵几句诗，称之为赋诗。当时本指诗的两种流传形式。
春秋以后，“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贵族已经不需要同时也没有机会运用背诵几句诗的形式，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到了汉代，民间诗歌归乐府所掌，又变成歌诗，而文人创作的文学作品，几乎全都不依赖音乐、歌咏，而靠写在竹简、绢帛之上，或吟诵于唇吻之间。于是，这种“不歌而诵”的流传形式，又成了赋这种文体的流传特征，遂称这种“不歌而诵”的文体为赋。
古人上述说法大抵是不错的，故经文人学士展转引述，几成定论。今人也往往沿用这些说法，以论述赋的性质、概念。
殊不知古人的上述说法或对这些说法的引用，都以一定的条件为前提，即古人特别重视文体之辨，同一大类分成若干体，人们经常讨论的是这些类中的体，而不再是类。例如《文章辨体》的作者吴讷称“文辞以体制为先”，然而，他所辨的也是文章中的体，而不是类；在《文体明辨》中，列出今人所说的诗共十四体。今人观念中的诗、散文、应用文等大的概念，古人往往在分类、在选取范文时作为前提处理，因而绝少讨论。唯其如此，古人对赋的概念的解说虽有不够周延之处，却并未引起大的争议。
今人则不同。辞与赋古人并不视为二体，更不曾视作异类。
楚辞中的代表作《离骚》及《九歌》等，在《汉书·艺文志》中但称为《屈原赋》。今人则将辞与赋划入不同的文学样式中，跨出其原有的大类。
如《离骚》已被各种文学史公推为“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而赋则被收入散文史专着中；也有的学者称赋介乎诗与散文之间。
在这些离析古代的一体为两种文学样式的着作中，学者们并不曾提出作此划分的理由和依据，这就未免造成文学理论上的混乱，也不符合古代文学的发展与实际。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赋在几大文学样式中的归属问题，应该严格客观地分析赋的主要特征，运用当代文学理论进行科学概括。
首先，赋必用韵，这是赋究竟应在几大文学样式划分中确定其归属的最重要依据。
所有的赋都必须押韵，不押韵则不属于赋。现存的赋都是押韵的，这是对赋的性质的最好的证明。
一些有关赋的理论着作也指出了这方面性质，并进而阐明了赋的用韵规律。
《文心雕龙·章句》云：“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
这里讲的是既不能换韵频繁，也不能一韵到底，而应以四句换韵较为恰当。另据《能改斋漫录》、《容斋随笔》载，隋、唐以赋取士，对赋中韵数的多少，韵的平仄次第，都有逐渐完善的要求。
初期并无严格规定，可由作者自定。因此，有三韵、四韵、五韵、六韵等，所押韵的平仄也无限定。
开元二年，王邱员外郎知贡举，开始限定进士考试，赋用八韵，并对八韵的平仄有所规定，如有二平六仄、三平五仄等。
其次，赋为咏物言志的文体。
今人论赋，多重视其描摹事物的特点，故举《上林赋》、《两都赋》等为例。赋能描写人与物，这是无庸置疑的，同时，赋也是抒情言志的文学形式，《汉书·艺文志》所说的“贤人失志”，《文心雕龙》所说的“体物写志”，都表明赋具有这方面功能。
人们熟知的“劝百讽一”也未尝不包含这方面功能。应该看到，在历史上较长一段时间内，赋曾是人们用以表达自己审美感受的主要形式。《悲士不遇赋》、《幽通赋》等都以抒情着称，《阿房宫赋》、《馆娃宫赋》等通过咏史而抒发作者感慨。
即使《上林赋》、《羽猎赋》之类被斥为润色鸿业的作品，也未尝不表现出作者的善恶、褒贬之见。
第三，赋以意象、形象实现其功能。《西京杂记》所载司马相如关于“赋之迹”、“赋家之心”的论述，都表明赋以描绘、塑造形象、提供富有艺术感染力的意象为途径，传达作者的审美感受而达于读者，并唤起广泛的共鸣。
司马相如所说的“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正表明赋家在构思与表现之时，对意象与形象的追求。至于赋特别是优秀作品中所提供的形象与意象更是历历在目，不必备陈。
第四，赋重文采，司马相如、扬雄等人论赋，都突出一个“丽”字，“丽以则”、“丽以淫”、“欲其丽”等，已久为人所熟知。
综上所述，可以说，赋具有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性质。
赋也是诗，而不是文。它是诗的一体。
就像词、曲都是诗而分别冠以他名一样，赋因其句法、写法上的特点而在诗中独树一帜，但它并没超出诗的范围，它在句法结构上，比词、曲更整齐。在诗坛上，它曾经取得过独尊的地位，因此，它是中国诗史上不容忽视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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