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扬雄对汉赋的总评价。
语出《法言·吾子》：“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
俄而曰：壮夫不为也。”虫，指虫书。
篆，指篆书，分大篆、小篆二种。刻，指刻符。
秦统一天下，规范文字，定书体为八种，虫书、大篆、小篆、刻符各为其一，其中虫书、大篆、小篆为字体，刻符是刻写于符节上的文字，实际是指书体的用途。字体不同，其用途也有别。《汉书·艺文志·小学》“虫书”颜师古注：“虫书谓为虫鸟之形，所以书幡信也。”《文选》左思《吴都赋》：“鸟策篆素”，注曰：“鸟策，鸟书于策也。”“篆素，篆书于素也。”由于各有其用，所以尽管虫书、篆书纤巧难工，但仍是汉代学童学习书法的内容。
童子学书，一笔一画临摹，在方家看来，是少年人所为，属“雕虫”小技。扬雄把汉赋比做“童子雕虫篆刻”，认为汉赋雕字琢句，不过是如童子描摹笔画一类的玩意儿，所以“壮夫不为也”。反对赋体创作中无视讽谏作用、徒尚采藻形式的倾向，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因为赋体创作中存在着这种倾向就把赋这一文体就视为“小技末道”，就走向另一错误极端。苏轼对此很有意见，他曾这样说：“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答谢民师书》)苏轼的批评是对的，问题不在于采取什么形式，而在于形式表现了什么。不过，认为扬雄否定整个赋体形式也不客观，因为扬雄在同一文中又讲过“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话，对不同的赋是有区别的，但他对汉赋缺乏客观分析，认为汉赋不属“诗人之赋”，属于“童子雕虫篆刻”，这就有些偏颇了。就像要求扬雄对汉赋应全面、客观评价一样，我们对扬雄的“童子雕虫篆刻”一说也应全面、客观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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