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布杜拉是一个跑腿的小听差。他的年纪虽然还不满十四岁,但是已经当了三年仆人了。在这三年中他换过三个东家。第一个东家是开罗的一个做投机买卖的希腊商人,因为生意垮了台,把他解雇了。第二个东家是个英国军官,因为要回国,把他移交给他的一位朋友苏理安夫人。苏理安夫人是苏伊士运河董事会的一位法国董事的太太。她像许多其他有钱的欧洲人一样,虽然是靠苏伊士运河吃饭,但却喜欢住在格齐拉[注]。当然这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而这里所讲的也是好几年以前的事情。
[注]这是尼罗河中的一个大岛。一条叫做“加士伦尼尔”的大桥把它和开罗联结在一起,使它成为开罗的一部分。这里是旅馆、板球场、网球场、跑马地和阔人的别墅的集中地。
这件事发生在苏理安夫人吃午茶的时候。
苏理安夫人是在格齐拉的“网球俱乐部”里吃茶。为什么要在网球俱乐部里吃午茶呢?按风俗和习惯,一个法国人总是喜欢喝咖啡的,而且作为一个贵妇人喝咖啡也应该在沙龙[注]里,而不是在一个打球的地方。但苏理安夫人的情况特殊。她自从到开罗来以后,不知怎的,没有两年,就忽然胖起来了,而且胖得有点近乎臃肿。她不过三十来岁,这种发展当然不能算是正常的。为了控制它,她遵照医生的忠告,每天下午到网球俱乐部里来打网球。每次打完球后,说来也奇怪,她总感到非常饿。
[注]沙龙:法国贵族的会客厅。
俱乐部是由英国人管理的。按照英国人的习惯,下午五点钟应该吃午茶,而吃午茶的时候,也按照英国人的习惯,可以吃夹肉三明治和奶油点心。苏理安夫人虽然讨厌身上的脂肪,但却偏爱富有脂肪的食物。固然这种食物可以抵消她从打网球所得到的效果,但她却不愿意放弃这种偏爱,因此她每次来打网球就必定要吃午茶。她不仅习惯了这种外国的习惯,而且还很喜欢它。
吃茶的地方是在网球场下边的一个坪坛上。坪坛前面是沙滩,沙滩前面是尼罗河,对岸就是田野。只有俱乐部的会员才有资格到这个风景优美的地方来吃茶,而这里的会员又都只限于白种人(而且只限于男性)。因为苏理安夫人是一个很有声望的会员亨利·苏理安的夫人,所以她也有资格进来。作为她的仆人,阿布杜拉也借光能跟进来。
她为什么要把阿布杜拉带进来呢?这里面有个原因;阿布杜拉是个贝杜恩血统的阿拉伯人,身材轻巧,善于跑跳。苏理安夫人是一个不太高明的网球手。球打过来时她总是接不着,而她由于身体胖,动作笨,球打出去时对方也往往收不到。在这种情况下,阿布杜拉就成为她打网球时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没有他在旁边捡球,苏理安夫人恐怕打不到一个回合,就得退场了。不过她觉得阿布杜拉能因为她的关系而进入俱乐部是很幸运的。
但阿布杜拉却体会不到这种幸运。他虽然能走进这个俱乐部,但他没有资格在这里吃茶。在网球场上来回不停地跑了三个钟头以后,他现在感到饿得要命。他呆呆地坐在坪坛前面的沙滩上,干望着绅士淑女们有说有笑地吃着丰盛的午茶,怀着一种厌恶的心情。
“你看,他竟一点也不感觉到他的幸运呢!”苏理安夫人对她同桌吃茶的琼斯先生说,“阿拉伯人就是这样,不能欣赏高尚的环境。你看他坐在那儿的一副呆样子,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头脑。”
“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夫人,”琼斯先生说,作出一个微笑,“但我不同意您的结论。他头脑是有的,不过不大喜欢用在正路上罢了。”
“对!对!对!”苏理安夫人表示同意,“没有人在旁边的时候,他的头脑可真机灵哩,不是打主意占点便宜,就是想办法偷点东西。”
“您的观察真锐敏,判断一个人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琼斯先生用称赞的口吻说——因此苏理安夫人非常喜欢和他在一起聊天,“根据我的经验,凡是不诚实的孩子,表面上总是装得很老实的。”
琼斯先生以一种带有权威性的口吻来下这个结论的,因为他是一个小学教员。他自认为懂得孩子的心理和习惯。他在国内的职业是当牧师,但是因为人们对神的信仰逐渐淡薄,他的事业没有什么起色,因此就筹了一笔旅费,离开英国,到东方来寻找“幸运”。在开罗,他遇见了苏理安夫人。苏理安夫人觉得他这位年轻的英国绅士潇洒而不虚浮,诚实而不拘谨,够资格成为她的朋友。因此她怂恿她的丈夫介绍他到这儿欧洲人办的一个女子学校去教书。从此他逐渐成了苏理安夫人的一个好朋友,他不仅到这儿来陪她吃茶,有时还在她客厅里陪她吃晚饭,因为她的丈夫亨利常常因公住在波赛[注]。
[注]这是苏伊士河在地中海入口处的一个大城市。
“我完全同意你的结论!”苏理安夫人也用同样称赞的口吻说,“就拿皮埃尔打个比方吧。这个孩子从表面上看,不是顽皮透顶的吗?但在内心里他是一个诚实可靠的聪明孩子!”
琼斯先生把眉毛一扬,惊奇地说:
“我们怎能拿皮埃尔来与阿布杜拉相提并论呢?”他说,“皮埃尔是欧洲人。此外,他的出身!他出身于一个有光荣历史的世家!他的顽皮是一种聪明的表示。我非常喜欢这个学生。是的,他的功课比较差一点,不大喜欢按时交作业。但是只要我把他叫到我的房里来,规定时间要他做,他总是能按时完卷的。我还没有看见过像他这样头脑灵敏的学生呢!他将来一定会像他的爸爸一样,能做出一番大事业来。”
皮埃尔和他的爸爸正在另一张藤桌上吃茶。他的爸爸是一个三十来岁的中年人,在这个俱乐部里大家都称他为“总督”。这是因为他在维希政俯[注]时期曾经在阿尔及利亚的奥兰省当过高级专员。那时他的派头很大,在阿尔及利亚人面前装腔作势,俨然像一个“总督”——而他的野心也是希望将来能当上一个“总督”。他在贝当“元帅”领导之下,做了许多危害法国民族利益的事情,因此贝当垮台之后,他的官也垮了。不过他和法国金融资本的关系很密切,于是摇身一变,成为开罗一个法国银行的经理,但是他当“总督”的野心仍然未死。在这里的欧洲人中,他是一个名流,同时也是欧洲人办的女子学校的校董之一。琼斯先生上面的一段有关他的少爷的话就是故意讲给他听的。但是他正在聚精会神地和同桌的一位肥胖的少妇交谈,没有听着这番奉承的话。可是皮埃尔倒听见了,他对老师的这番夸奖,感到非常得意。他立刻就想以实际行动来证明他的“聪明”。
[注]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元帅”贝当组织的一个卖国政俯,专门替德国法西斯效劳。
他蹑手蹑脚地走到阿布杜拉后面,轻轻地把手伸到阿布杜拉的胳败窝底下,冷不防地在那掏了两把。阿布杜拉全身掣动了一下,但是没有站起来,因为他太疲倦了。他只是把头掉过来。当他看见是皮埃尔的时候,他鄙弃地望了一眼,什么话也没有说,仍然坐着休息。太阳照在他那古铜色的皮肤上,使他看起来像一座雕像。
“您看他多狡猾,”琼斯先生对苏理安夫人说,眼睛望着阿布杜拉,“他知道敌不过皮埃尔,所以就装死!”
“我把这叫做懦弱,”苏理安夫人说,“我们欧洲人就不是这样。谁来逗我,即使不还手,也可以讲几句道理。阿拉伯人只会在暗地里捣鬼,当面讲理的勇气是没有的。”
“因此他们就需要我们来替他们维护正义,替他们保持公理。”琼斯先生说,好像他就是阿拉伯人的统治者似的。
接着他就吸了一口茶,叹了一口气。最后他沉思起来。看样子他似乎觉得作为一个“欧洲人”,对有色人种在道义上负有一个担子,而这个担子非常重,重得使人扛不起来。(当然这里所谓的“欧洲人”是指寄生在殖民地和落后国家人民身上的“白种人”。)
苏理安夫人也叹了一口气,好像她是非常同情琼斯先生的心境似的;但是她没有沉思就拿起一块雪白的奶油点心,两口就吃完了,接着她又叹了一口气,这次叹气的性质不明,大概因为肚皮快要填满了,感到非常舒适的缘故吧。
那位“聪明”的小学生皮埃尔,看到他头一次挑衅没有引起反应,心里感到很不痛快。他回到他爸爸“总督”先生的身旁来,喝了一杯牛奶,吃了两块三明治,越想越不够味儿。于是他又蹑手蹑脚地走到阿布杜拉后面,拉开阿布杜拉小裤权的松紧带,使劲地在这个小仆人的屁股上拧了一下。阿布杜拉本能地捏紧了拳头,用力地向后一挥,但皮埃尔已经跑远了。阿布杜拉虽然略微喘过一口气来,但仍然感到疲劳——而且非常饥饿。所以他仍旧没有站起来,只是狠狠地把这位顽皮的少爷盯了一眼,松开了拳头,坐着不动。
琼斯先生作为皮埃尔的教师,看到这种恶作剧,似乎颇为得意,但又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大家都保持沉默,不发表意见。连皮埃尔本人也站在一边,感到有点儿没趣。在这种场合下,琼斯先生觉得他应该说几句话,打破这种沉寂。
“这就是阿拉伯人的本质,”他说,意思是指阿布杜拉,“他本来是想打人的,但是看看对象的来历不简单,又有我们这些欧洲人在场,他就把手缩回去了。他知道,动皮埃尔一根毫毛都不是好玩的。”
他在说最后这句话的时候特别提高了嗓子,希望皮埃尔的父亲能够听得见。果然不错,这次“总督”先生听见了。他终止了和那位胖妇人的谈话,掉过头,把注意力投到苏理安夫人的桌子上。苏理安夫人看到自己朋友的意见引起这样的重视,她谈话的兴致自然也就大大地提高了。
“阿布杜拉这个孩子确实不老实,”苏理安大人对琼斯先生说,但是眼睛却在斜斜地观看“总督”先生的颜色,“不要看他年纪小,没有人在旁边的时候,他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你叫他去买东西,他就要虚报价钱,你叫他看门,他就要搜你的柜子。只要他认为值钱的东西,他总要想办法偷走。”
琼斯先生摇了摇头,又深深地叹一口气。他当过牧师,有一种善于即席表演的本领。他做出过去他在教堂里讲道时那种悲天悯人的神情,表示他同情苏理安夫人的境遇,同时也怜悯阿布杜拉这个异教徒的邪恶。”
“我真是为您担忧!”他像一个亲人似的用一种关切的口吻对苏理安夫人说,“这样下去,您的脆弱的健康情况怎么受得了?依我看来,倒还不如叫他走,另雇一个人,像他这样的人多的是。”
“你说得真轻松!”苏理安夫人用一种感伤的声音说,好像她脆弱的健康情况已经受到了损害似的。“对,像他这样的仆人多的是,但是他们每人的品质都是一模一样,没有一个好的!”
隔壁桌上的“总督”先生听到最后这句话的时候,不禁用手在桌上轻轻地拍了一下,似乎是叫绝的样子。他重视苏理安夫人的这个关于阿拉伯人的结论。他认为这个结论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他一时压不住自己内心的冲动,也顾不得一般礼节,就扔开他同桌的那位胖妇人,把椅子拖过来,参加苏理安夫人和琼斯先生的对话。那位胖妇人也乐得清闲。她为自己换了一杯热茶,把自己面前一块洁白的奶油糕端详了一会儿,正在盘算怎样去享受它。
“你刚才说的那段话可以说是总结了我半生的经验,”“总督”先生说,同时用一种赞叹的眼光望着苏理安夫人,“我在阿尔及利亚的时候,先后雇过不下二十多个佣人。没有一个不偷东西!”
“可不是!而且他们偷了东西还死也不承认呢!”苏理安夫人面对着“总督”先生,谈话的兴致更浓厚起来。于是她拉开话匣子,滔滔不绝地叙述一件伤心的事情:“前不久,亨利从波赛带回一件生日的礼物给我,那是一条精致的项链。这是他在一个阿拉伯人开的有两百年历史的银匠铺里定做的——制作过程整整花了一个月的工夫!阿拉伯人的某些手工艺品我们欧洲人可是赶不上——这点我们得承认。那些链圈细得像头发丝一样。戴在颈上普通的肉眼是看不见的。只有在霓虹灯或太阳光的照耀下,它才发出一道晶莹的光圈。使戴它的人显得圣洁,显得高雅!细心的亨利,他无时无刻不在为我动脑筋。只有他才能为我想出这样一件礼物来。您可以想象得到,我是多么爱它!这不仅是由于它本身的美,而是由于它的美里藏着亨利的一颗更美的心。我只有出外作客时才戴它一下,一回到家我就把它收起来。有一天我刚一回家就接到亨利从波赛打来的长途电话,我顺手把项链摘下来,放在客厅的一个玻璃盘子上。后来我因为思考电话里讲的事情就把项链忘了。您知道结果怎样?”
说到这里,苏理安夫人好像是要故意制造一种紧张气氛似的,忽然顿住了。琼斯先生果然紧张起来。他脸上那副悲天悯人的表情一绷紧就变成了一副哭丧相。
“结果怎样?结果怎样?”他迫不及待地问。
“还会怎么样呢?”苏理安夫人说,“项链不见了。亨利不在家的时候,我的客厅里只有几个亲近的欧洲朋友来过。除此之外,就只有阿布杜拉偶尔进来听听使唤了。他的手脚素来就不干净。见了这样的好东西他还能放过去?所以一定是他偷走了。但他死也不承认。他偷这件东西无非是想拿去卖几个钱罢了。我答应给他钱,他也不接受。他倒反问我一句:‘为什么我无缘无故要接受您的钱呢?’你看他刁不刁?他还要装正经人,真把我气死了!”
琼斯先生松了一口气,觉得故事总算有了一个结局。
不过“总督”先生的心里却烧起了一股无名的怒火,他的脸涨得通红。
“这就是阿拉伯人的本质!”他义愤填膺地说,“他们没有一个可靠的人!他们还要闹什么民族独立!如果他们真的独立了,天下可真不知要搅成个什么样子!他们在我们的手上真是个大负担。除了我们,世界上还有什么人愿意承担这个重担呢?”
“总督”先生把双手无可奈何地向两边一撇,好像这个负担就放在他的手中而他现在想要把它扔掉似的。但是他立刻又把双手收回来,好像又怕别人把它接过去似的。这种矛盾的心情,说来也很奇怪,在他心中激起一种不可压服的仇恨。他像一头要吃人的野兽似的把眼睛掉向阿布杜拉,眼睛里几乎要迸出火花。在这种情形下,苏理安夫人和琼斯先生不知怎的也同时激动起来。他们怒气冲冲地望着这个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的孩子,恨不得当场就要结结实实地捶他一顿。
阿布杜拉仍然坐在沙滩上,没有理会他们,虽然他已经隐隐约约听到了他们所发表的关于他和他的民族的议论。他很奇怪,这一批“温文尔雅”的绅士怎么忽然像发了神经病似的,变得这样狂暴,简直是一群野兽。
阿布杜拉的这种沉思的表情,使这几位高贵的客人更加怒不可遏,几乎要立刻就动手向他打来。“聪明”的皮埃尔当然不难即时就嗅到这种气氛。他的气焰顿时高涨起来。他觉得阿布杜拉太不知趣,居然两次都不理他的挑衅。他觉得现在应该给这个小仆人一点颜色看看了。这次他不是蹑手蹑脚向他后边走去,而是大摇大摆地走到河边——因为阿布杜拉是面对着河坐着的。他在水滩上选好一个姿势,弯下腰,把双手放进水里,使劲地搅起尼罗河的水,向阿布杜拉洒过来。他要把阿布杜拉淋成个落汤鸡的狼狈样子,叫大家痛快地笑一通。头一下子,水只打到阿布杜拉的膝盖。第二下子,勉强打到他的鼻尖。第三下子水还没有搅上来,可是皮埃尔已经因为用力太猛,身子往后一仰,连人带衣服滚进激流中去了。
尼罗河激流的力量是相当大的,皮埃尔无法抵挡这急剧的冲击,有点招架不住了,要想爬出来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时坪坛上茶座间引起一片喧闹:“救人!”“总督”先生带头喊:“救人!”苏理安夫人接着喊:“救人!”琼斯先生附和着喊。“救人”声震动了这片河岸。可是没有一个跳下水去救人。琼斯先生是这些高贵客人中最年轻的一位,大家都把视线掉向他,希望他有所举动。他也确是在装作脱衣服的样子,但是他始终不离开座位。大家面面相视,都干瞪着眼,没办法。事情紧急万分,如果真的像这些高贵的客人刚才谈话时所说的那样,种族间也有“勇敢”和“懦弱”之分的话,现在倒真是一个考验的时刻了。
“救命”声当然没有停止,只有扩大。但是皮埃尔已经不能等待,快要没顶了。
这时一直呆呆地坐着没有动的阿布杜拉,像睡醒了觉似的用手擦了擦眼睛,从河滩上站起来。他向坪坛上的茶客们望了一眼,并且等待了他们一会儿。这些绅士们只知叫喊,制造紧张空气,却不敢走到水边。阿布杜拉眼看再等下去是要误事了,所以他就三步并做两步,跑到水边,纵身一跳,钻进激流中去了。他是在尼罗河边长大的孩子,不仅会游泳,而且水性相当好。他顺着激流,一会儿就到达皮埃尔的身边。这位小少爷已经沉到水下面有尺把深了,阿布杜拉往水里一沉,没有费多大劲儿就抓住了皮埃尔屁股上的裤带。他像捞起一条死狗似地很快就把这位少爷拖到沙滩上来了。
少爷在水底下呆了只不过几分钟,所以并没有死。不过尼罗河的水可是多喝了几口,所以他站在沙滩上有点儿发呆的样子。这时那些高贵的客人们可活跃起来了。他们都争先恐后地离开座位,向皮埃尔围过来。琼斯先生口中念念有词,在感谢“上帝”。苏理安夫人按照天主教的习惯,在胸前划着十字,连声不断地喊“圣母玛利亚”。“总督”先生双膝跪在儿子面前,连忙替儿子脱下被河水浸得透湿的衣服。他的嘴唇在颤动,他从心眼里想对阿布杜拉叫一声“救命恩人”,但是经过一番剧烈的内心斗争后,终于没有喊出来,因为阿布杜拉究竟是一个阿拉伯人,而且还是一个仆人:感谢他是有失身份的。
做父亲的“总督”先生怀着庆幸的心情替皮埃尔脱下鞋子,脱下裤子和衬衫。最后他接过一条毛巾,拉下儿子的背心,打算好好地给儿子擦一擦——擦得皮肉发红,免得伤风。但是当他还没有动手擦的时候,他发现皮埃尔胸前挂着一件非常精致的东西。这件东西在太阳光中发出晶莹的闪光。
苏理安夫人立刻停止念“圣母玛利亚”,一把抓住这件东西,连声说:“啊唷!这就是我丢的那条项链!”
“总督”先生当时就怔住了,因为他对这件意外的事情一点也没有精神准备。但他是个有经验的人,他立刻懂得事情的性质。为了缓和苏理安夫人的紧张情绪,他打算把话头岔开。他问儿子道:“你又不是女孩子,戴这个东西干什么?”
“好玩!”皮埃尔直截了当地说——在太阳里晒了几分钟,他的精神又恢复过来了。“这个东西蛮好玩的,我喜欢它!”
可是苏安理夫人仍然不放手,她继续追问:“可是不能因为喜欢就随便拿人家的呀!这是亨利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你从哪里拿来的?”
“从琼斯先生房里拿来的,”皮埃尔得意地说,“他叫我到他房里去做功课,我就是在那里找到的。先生把它藏得可真神秘啦!他把项链放在一个小银盒里,又把小银盒放在枕头底下,他还以为没有人能找得到呢!”
皮埃尔又在这里表现他的“聪明”了。
苏安理夫人把脸掉向琼斯先生。“你……”她说不下去了,脸上一阵发青。
琼斯先生不敢看苏理安夫人,把头稍微向下低了一点。“我……”他也说不下去,脸上一阵发红。
“总督”先生把视线从儿子掉向儿子的老师。“他……”他也说不下去了,脸上一阵发白。
在这段时间,阿布杜拉一直是站在太阳光里晒他身上穿着的那件惟一的衣服——小裤权。他一直没有什么表示,因为他在“欧洲人”面前是从来不大喜欢讲话的,不管他们是曾经怎样谈论过他。但是现在他觉得他非讲几句话不可,不过他讲得非常简单。他说:
“你们现在知道吧,我没有偷你们的项链。我从来不偷别人的东西。你们是有钱有势的人,请你们记住,以后不要把坏事都往阿拉伯人身上推。我们要比你们高尚得多,也勇敢得多。”
出乎意料之外,小仆人阿布杜拉的这几句话并没有引起这批高贵客人的任何反响。他们像受了催眠似的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相对哑然。他们的脸上一会儿发青,一会儿发红,一会儿发白,在阿拉伯天空中强烈的阳光照耀下,煞是难看。这个俱乐部自从开办以来,还从没有见过这样奇怪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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