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静恒
我第一次独自行走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兴奋、新奇,又有些忐忑不安,像一个探险家驾驶着自己的独木舟,行驶在一望无垠的大海上
我在瑞典读书的学校离我们的住处很远,坐地铁或乘公共汽车,要1个小时才能到。可是在国内我上学只要5分钟,就是这5分钟的路妈妈还不放心,每天千叮咛万嘱咐,“路上不要贪玩,不要跟人打架,注意车。”每个星期天,我去少年宫学画,妈妈都风雨无阻地陪着我,少年宫的教室门口也总是站满了“陪读”的家长。
在斯德哥尔摩,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瑞典孩子上学,参加各种活动,很少要父母陪同。孩子们聚会,也从不邀请家长,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活动,自己的事。
在我还不认识路的时候,爸爸送我上学。我们先乘540路公共汽车到斯德哥尔摩大学站,然后再转40路。爸爸告诉我每一个站的站名,关照我应该在哪个站下车,放学的时候他再到学校接我。
两天以后,我对爸爸说:“我想自己上学。”
“什么?”爸爸吃惊得睁大了眼睛。
“因为同学们都是自己上学。”
“可是你不会说话呀,别说瑞典语了,就是英语你也说不了几个词,就
要自己走?”
“我们可以试着把我们的儿子交给这个城市。”妈妈对爸爸说,“让他试试吧。”
第二天早晨,我起得很早,妈妈把一个小牌子别在我的书包里,上面写着我的姓名、地址、人口号、家里的电话号码。妈妈说如果我迷路了,就把这个小牌子交给警察看。
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第一次独自走这么远的路,而且是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我很兴奋,抬头看看天,星星也和我一样高兴地眨着眼睛。这里的冬天天黑得早,亮得晚,早晨7点,还是满天星斗。
雪地里开来一辆红色的车,车头上540个数字被橙色的灯光勾出清晰的轮廓。我从前门上了车,司机叔叔在我的条票上用印章打了三格。
我不懂为什么要打三格,爸爸告诉我三站路只要打两格。我对司机说:
“two!”
“three!”那个司机很顽固。
“我要去大学站!”
“three!”
真没办法,跟他说也说不通。后来我才知道到大学站跨区了,跨区就必须打三格。
我选了靠中间的一个空座位坐下。前面虽然有很
多空位,可是大家都不坐,上车都往后走,只有老爷爷、老奶奶才会安心地坐在那里。
车上很暖和,我坐下来后,用手转车顶上的透气孔玩,一个个小圆孔真像螃蟹的眼睛。车厢里干净漂亮的窗帘,让我觉得像在家里一样舒服。
很快我就看到了斯德哥尔摩大学螺旋形的柱子,我立刻按了离我最近的按钮,随着悦耳的铃声,停车的标志亮了。这里是终点站,本来不用按铃司机也会停车,可是我就是喜欢按铃。
在一个圆形的大钟下我找到了40路站牌。40路车准时开来了,车上的人满满的,很多都是我们学校的同学,他们背的书包上都晃晃悠悠地挂着学生季票、后来我也在书包上挂上这种票。这种票比儿童条票便宜,上车也不用打格子,只要从前门一直往里走就行,司机一眼就能看见。
这次下车的地方是一个花店,再往前走,过一个四岔路口,我看到我们学校高高的台阶就在前面。
放学的时候,我从大学站改乘地铁回家,在离家不远的木头栅栏旁边,我看到了等候在那里的爸爸、妈妈。我挺起胸,觉得自己像个凯旋的英雄。
可有一天,放学后,我玩得太迟了,天黑了我才发觉,我应该立即回家。我匆匆忙忙上了公共汽车。汽车驶过一站又一站,我使劲地瞅着窗外,希望能看见我们那个宿舍区高大的雄鹰雕塑。可是,我彻底失望了。我坐错了车。
车到了终点,我下了车,眼前一片白雪,如果不是车站的灯光,我怀疑我是到了北极。
我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又冷又饿,不知道怎样才能回家。
“小伙子,想上哪里去?”一个叔叔走过来。
我不敢答理他,他也许是个好人,但是我只想找警察。
车站上空荡荡的,别说警察,连等车的人也没有。
那个叔叔走了几步,又回来了。
“孩子,别怕,告诉我,你住在哪里?”
看着他和善的眼睛,我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小牌子。“好的,给你妈妈打个电话。电话,你明白吗?”他用手比划着打电话
的样子。
我当然明白,我怎么没想到打电话呢,真是太笨了!
车站超级市场还开着门,叔叔领我走到一部投币电话讥旁。我终于又听到爸爸、妈妈的声音。我开始抽抽搭搭地抹眼泪。
在爸爸、妈妈到来之前,叔叔一直陪我参观店里的玩具,还请我吃了一只非常好吃的有小帽子的蛋糕。当妈妈又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的时候,我困极了,朦朦胧胧地觉得爸爸在向那位叔叔道谢。
自从经历过那个童话般的雪夜后,我上学放学再也没有乘错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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