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神话和西部的寓言

台湾的神话和西部的寓言

　　20世纪中后期，台湾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农民生活环境的变化。尽管如此，矛盾依旧存在，在一些地区表现的甚至可以用尖锐来形容。描绘这种状况的文学作品相继出现，电影作品也应运而生。但是与现实生活不同的是，很多导演不是尖锐地揭露现实暴露问题，而是以一种妥协躲避的态度对待现实中存在的种种矛盾：要么一些反面人物弃恶从善；要么以“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团和气草草收场。对于现实中乡村的悲苦，不是正面直视而是浮光掠影，不是大胆揭露而是态度暧昧。《桂花巷》即是如此，主人公的悲惨境遇竟成了电影中可有可无的点缀，完全丧失了它的烘托作用。

　　有的影片尽管对现实社会中一些不和谐的音符有所揭露，但仍然是半遮半掩。如《冬冬的假日》里，一些负能量的社会现象被披露了，但是批判的力度不够，给观众的感觉不是无情的抨击而是婉转的劝告。似乎不是揭露，而是怀旧，委婉地诉说着过去的故事。台湾电影界此类现象的出现，可能与导演们逃避现实、与现实妥协的内心世界有关。他们似乎不是批判与反思，而是试图用过去的美好与和谐唤醒人们的良知；不是用激烈的批判，而是用暧昧的改良抚慰人们被现实伤害的心灵。也许，这些导演试图用儒家的思想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他们试图用人们对乡土的认同感唤起人们美好的回忆，事实上这是很幼稚的，带有理想化的浪漫色彩。其实，现实生活中的“乌托邦”不是靠认同感构筑的，而是大胆地面对和无情地揭露。在他们心里还存有某种幻想：世界是美好的，总有一块乐土，可以作为你心灵的寄托；只要抱着共同的幻想，我们会和谐与共。

　　相对于台湾电影的理想化，内地电影更注重的是反思与批判。导演们似乎有一种共识：美好的、理想的生活不是靠回忆换来的，而是靠反思之后的奋进来争取。所以，西部电影更多的是大胆披露现实生活落后愚昧的情节――不管是贫瘠的土地、破旧的服装，还是愚昧的群众、横行霸道的村霸，在这些电影中都被无情地揭露。回顾世界电影，20世纪中后期，德国乡土电影盛行一种反潮流的现象，这种现象一改其固有的风格：在这里，农村不是人们心中那种美好的纯净的乐土，曾经的淳朴已经荡然无存；这里有邪恶、有欺诈，有压迫、有狭隘；这里不是心灵的净地，而是邪恶的温床。

　　由此看来，内地导演的出发点与德国的反潮流精神不谋而合，是批判现实主义影响的结果。难怪张艺谋等一批敢于大胆揭露、敢于剖析自己的影片在世界电影界屡屡获奖，这恐怕是其中原因之一吧！这种精神的意义在于挖掘“乡土”背负的文化类型，理清生长在这片乡土上的“人” 命运变化的脉络。说到底，乡土电影就是一种“寻根文学”――通过批判现实，探究我们的文化根基。

　　有人认为，反映西部农民的电影与其说是电影，不如说是“寓言”，这样理解也不无道理：我们可以举《愚公移山》这个寓言为例，愚公在“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的困境下，通过全家人的努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反观西部电影，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影片力图通过寻求乡土文化的根基，找到改变主人公生活现状的出路；以思想者的责任感为民族寻求摆脱困境的良方。我们看到，电影诸多带有地方特色的民风民俗，导演不是有意地罗列，而是作为主人公摆脱困境、寻求希望的特殊形式――不管这些行为有没有迷信落后的色彩，我们对此不应该嘲讽，而应该反思。

　　如果说内地电影更多的是批判、反思，内地导演是“寓言”制造者的话，那么台湾导演更像是神话的创造者。他们拥有的不是对现代科技的向往，而是对科技元素的逃避，试图在逃避中寻求想象中的精神乐园；不是以大胆开放的姿态憧憬美好的未来，而是在幻想中构筑心灵的乐土；不是大胆创新，而是消极复古。相反，西部电影更多的是对美好未来的渴望，是对社会现实中消极因素的无情批判。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展望，随着时间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两岸电影的着眼点也许会趋于一致，也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台湾电影中出现了更多批判的元素，学会了反思与揭露；内地导演借鉴台湾的电影手段，在日渐发达的物质世界里，为人们构筑现代社会的世外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