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对电影真实性的思考

“他者”对电影真实性的思考

　　“他者”就是指相对于我们来说所存在的不同群体，也就相当于研究者对一种文化、现象、民族进行全面的挖掘和研究，对区别于自身的文化进行全方面的阐述和展示。而原生态民族电影的他者就是贫困地区、偏远山区的少数民族文化，这些来自偏远地区的民族文化不仅绚丽多姿，而且还具有清新、淳朴的气质。[1]艺术需要真善美的相互辩证统一，艺术中缺少善美，就不会有真，所以必须要先具备真，而原生态民族电影就是真实地反映不同少数民族的文化，使得电影中更具备善和美。不知从何时起，电影学家们认为文化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真实地存在的。他们认为文化就是一场客观的表演，而文化的内涵则是由人类的行为所展示的，其可以通过演员特定的符码、场景、情节等不断地展示自己，详细地阐述文化。匈牙利的着名电影理论先驱巴拉兹在电影诞生之后说过电影的诞生就标志着人类的文化进入了可视的文化，这句话与人类学家的想法是相一致的，自从摄影技术诞生以来，他们就利用便携的设备以及技术对文化进行记录和保存。

　　同时，原生态民族电影的创作者也深信文化是可以经过客观的描述、记录和保存的。但原生态民族电影是真实的记录吗？虽然，原生态民族电影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秩序、风俗习惯等进行了真实的展示，但由于商业电影对本质的虚构以及原生态文化与真实价值的矛盾，使得少数民族电影真正地脱离了真实的轨道。电影毕竟是大众的艺术，其要想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追捧，就必须要做到通俗易懂，从而使得电影在文化表现的方面缺乏一定的力度，而电影制作者也只能依靠可视的文化符号，如建筑、仪式、服装、场景等对少数民族原生态的文化进行一定程度的阐述，更有些电影甚至胡乱地编造少数民族不具备的习俗、仪式等文化，从而使得电影相对肤浅以及标签化，观众错误地了解和认知原生态民族文化。另外，在原生态民族电影拍摄的过程中还是缺乏人类常用的田野调查。田野调查是人类对学术研究的第一步，人类为了获取宝贵的实地资料。通过大量的观察、走访和体验，对村落人民的生活状态进行长期的观察和研究。英国学科奠基人马琳罗夫斯基曾经说过：田野调查是人类学家重要的看家本领，不仅是人类学研究最根本的方法，而且也是获取真实资料最根本的途径。人类学大师费拉哈迪为了详细地阐述萨摩亚人的生活，在其部落生活了将近2年的时间，在原生态民族电影制作的过程中，我们不期望相关制作人能够像费拉哈迪一样长期地居住和体验，达到他的境界，将原生态民族文化真实地展现出来，但是最起码要像贾樟柯一样，详细地了解和认知少数民族的原生态文化，从而为观众展示真实的原生态文化，而不是瞎编乱造的。为了拍摄《三峡好人》，将三峡居民淳朴真实地展现在观众的眼前，贾樟柯与他的制作团队在电影拍摄的前期来来回回了6次，对三峡地区进行详细的考察，使得电影详细地阐述和展示了三峡地区城市的原生态文化。所以，在原生态民族电影拍摄的过程中，制作人必须要使用田野调查的方法，真实地体验和追踪少数民族的生活和文化，只有具备丰厚的少数民族文化，才能真实而细腻地展示出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涵，在电影拍摄的过程中，如果仅仅是要靠少数民族文化的顾问专家，实地考察走马观花，将导致拍摄的电影只是停留在少数民族文化的表面上，并没有更深层次地展现出少数民族的原生态文化，从而无法实现格尔兹所提出的深描。

　　现如今，人类学家们已经深刻地明白，并不是所有文化的内涵都是可视的，许多文化更深层次的结构依然隐藏在抽象的概念中。在拍摄的过程中即使有最先进的拍摄设备和技术，摄影师在镜头设置的过程中依然受制于电影制作人的选择性和美学观念，更别说艺术方面的处理。在原生态民族电影拍摄的过程中，人类学与人类学电影的制作是相互并列的，电影制作是对美学的实践，而人类学则是对学术的实践。因此，两者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的冲突的，人类学电影要想对独一无二的性格特征进行表达，需要一种观众可以理解的艺术形式展示文化，而人类学则是需要不同的描写策略。在现如今电影拍摄的过程中，制作人虽然打着原生态民族电影的拍摄旗号，但是他们并没有对真实的艺术文化进行阐释，该种说法并不是要否认故事片是人类学的电影，而是原生态民族电影艺术的手法在人类学的价值中无法得到很好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