淹没了被拐者几代人亲人离散的伤痛

淹没了被拐者几代人亲人离散的伤痛

　　《好莱坞报道者》有影评认为，《亲爱的》这部电影“剧情有时显得松散且偏离主题，削弱了一些演员们动情演绎的效果”[1]。这个评论指出了这部电影存在的关键问题。从《亲爱的》作品本身来说，虽然有一半的篇幅呈现了田文军寻子的经历，但电影更着重突出的是拐者的内心呼唤，是拐者心态的起落，是拐者呼天抢地的哀怨。人贩子老婆李红琴由当红影星赵薇出演，赵薇的煽情表演也很有突破。电影前半部删除了拐者强行抱走田鹏鹏的残忍画面，也删除了田鹏鹏被抱走的过程中挣扎、哭喊、痛苦、无助的镜头。电影后半部则以拐者的抒情视角，展示了拐者善良、温情和执着的品格。为了衬托李红琴对孩子的爱，编导不仅删除了李红琴给孩子洗脑的罪恶过程，甚至还滥用镜头详细展现田文军不顾失而复得的孩子的感受直接强行将其抱走的过程，银幕上充满了孩子和李红琴的画面，孩子不断地挣扎哭喊，李红琴不断地被殴打、倒地和坚持不放弃地追赶。本来这段情节应当是寻子数年才找到自己孩子的亲生父母来解救孩子并与之团圆的故事，现在忽然变成了孩子被强行夺走的演绎。原本是当年拐者强行抱走田鹏鹏的残忍画面，编导把它强行加在了田鹏鹏的亲生父母身上。田鹏鹏的亲生父母由受害者变成了残忍镜头中的加害者，李红琴反倒摇身变成了受害者。这样的结构和情节设置，使整部电影的主题发生了偏离，给观众一种明显的错觉，那就是电影前半部田文军的故事看起来好像只是为了给后半部李红琴的故事做铺垫而已，整部电影就是李红琴保护养子养女的故事。

　　编剧张冀在谈到为什么把李红琴而不是田文军或鲁晓娟作为“一个精彩的人物”去设计时说：“李红琴是这群孤岛中最卑微最沉默的一座。”[2]在编剧看来，人贩子是恶人，但只是一个死了的人；李红琴是人贩子的老婆，但不是恶人，她只是两个被拐孩子很依赖、很愿意叫妈的女人；李红琴很有特点，是可以用技巧设计成吸引观众的人物。中国人长久以来习惯使用落后的、放任自流的方式来养育孩子，在城镇化进程中又掺杂了激进的、填鸭式教养的方式。无论是散养还是圈养，都是粗暴的、极端的。编导把这两种养育方式都映射在已经离异又经常争吵的田文军和鲁晓娟身上。田文军喜欢教孩子方言歌谣和游戏，鲁晓娟则喜欢用网上的早教方式来带孩子。与田文军和鲁晓娟不同，编导给李红琴设计了有爱心、有耐心并愿意快乐柔情地和孩子一起成长的养育方式。而这种养育方式恰恰是当下最传统又最时尚的教育理想。为了突出李红琴的慈母形象，让观众接受并关注李红琴的故事，编导可谓用心良苦。我无法估量这种为拐者树碑立传的做法是否有普遍的恶劣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艺术表现与打拐者的内心是完全相悖的，也远离了大众对打拐电影的正面期待。那么电影何以又有不错的票房成绩呢？打拐故事虽然年年都有报道，但并不俗套、过时，对于一般大众来说仍然十分离奇和具有新鲜感。被拐者的故事和打拐故事本身就是电影最动人、最动情、最吸引人的成功要素，编导对拐者故事离奇性的着力追求和在李红琴形象上的用情演绎反倒有些落空。

　　编导应当知道无论如何用心为李红琴洗白，李红琴仍然是打拐故事母题中的拐者。专家在研究打击和遏制拐卖婴幼儿童犯罪时发现，拐卖者的构成包括拐走儿童的人贩子第一人、传递人、窝藏人、转卖中介人、买受人等一系列人员。婴幼儿在被拐卖过程中经受了被偷盗、强行占有、哄骗、限制人身自由、威胁利诱、洗脑等种种非法、非人道的遭遇，婴幼儿和亲生父母被无端拆散，被无端剥夺共同生活的权利。李红琴实际上就是儿童拐卖中的窝藏人和买受人，是拐者中的一员。儿童买受人对被拐儿童的洗脑同直接拐卖儿童都是极其恐怖、危害极大的犯罪行为。如果在法律上对李红琴网开一面，那就是对拐卖儿童的犯罪行为的纵容。专家认为要真正遏制拐卖儿童犯罪，就应该把儿童买受人列入法律严惩的行列。因为如果有买方市场的土壤，就会促生卖方市场的发育和存在。他们会联合起来更加隐蔽地犯罪。近期破获的由新乡72岁老太操控的贩婴团伙就是这样一种案例。这个案例涉及6个省，每个地方都有贩婴中转平台，从拐者第一人到买受人的犯罪行为都是极其隐蔽的。从原型故事主题的意义出发，电影中真正应该反思和忏悔的人物不是田文军，而是李红琴和她的丈夫，真正应该被根除挖掉的毒瘤是这些危害社会、造成父子母子离散的拐者们。因此被拐者作为辛酸的受害者在被艺术呈现时理应获得艺术家更多的鼓励和支持，在被艺术欣赏时理应获得大众更多的同情和帮助。而拐者的情感是建立在非法剥夺他人家庭亲情和非法清洗婴幼儿大脑等犯罪行为的基础之上的，从道义上应当受到艺术家和大众的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