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的“第五代”看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二元发展

从20世纪90年代的“第五代”看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二元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显现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处于一个全球化与市场化的时期，中国经济、社会、文化都在经历着高速的增长。这为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可能性，也带来了变化中的不平衡与不适应。中国不仅未像许多人预言的那样，成为一个刻板僵硬的社会而被冷战后的世界体系所抛弃，反而成为这个世界格局中最有活力的社会。中国变成了冷战后全球体系中最为独特、难以加以定位的社会，电影作为一种文化想象的方式对这种变化做出了十分复杂而微妙的反应。

　　“第五代”的早期作品善于用高度寓言化的策略展现中国的特殊民俗与压抑的文化和社会奇观。无论是张艺谋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还是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或是其他“第五代”的作品，都有一个异常明确的表意策略，即调用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资源，为西方电影节和观众创造一个有关神秘诡异的“中国”的驯服他者形象，满足冷战后世界格局中的西方的欲望与幻象。“第五代”的电影成为西方对中国想象的不可或缺之物。

　　1994年12月8号，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报道了一个离奇的事件。陕西省宝鸡市一位名叫贾桂花的女性向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张艺谋及他的《秋菊打官司》一片侵犯了她的肖像权。她所提出的挑战是任何人都无法抹杀的。她在跨国资本所塑造的刻板的“中国”形象上打开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缺口，她以一个普通妇女在自己生活社群中的经历，向一个超级“文化英雄”、一个东西方传媒的共同焦点――张艺谋，宣告了自己的拒绝与抗争。无论是“中国”、“女性”还是“电影”，这样的词汇都不是一个超然的存在，它们都与我们所处的位置有关，因此，中国电影在这个全球化与市场化的时代的不同空间面向及其背后的不同选择，就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这种二元性的发展之中，中国本身的形象在不断地被重写，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想象，引起我们的追问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