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女性形象对时代的影响

电影女性形象对时代的影响

　　（一）电影女性角色引领大众审美。三十年代的电影明星中，女性最为耀眼，几乎能撑起三十年代电影业的一片天。早期的女明星们也有当今明星相同的境遇――她们是美丽和时尚的代名词，无论走到哪都是万众瞩目的焦点，其在电影中塑造的形象更成为大众模仿的对象。

　　在孙瑜导演1931年的《野玫瑰》中，着名影星王人美塑造的女主角小凤是个身形健美、颇具泼辣粗犷男孩子气性格的女孩。这种形象在当时引发了一种时尚，女孩子们开始解开麻花辫，展现自由烂漫的形象。这说明三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开始塑造符合时代进步的新女性形象，并逐渐推动时代审美变化。影片《新女性》中的李阿英也是健美的典型代表。导演蔡楚生曾说：李阿英的扮演者段虚本身是运动员，“她本人就具有单纯朴实的气质和爽朗豪迈的健康美”，“她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雄伟、壮实、豪迈、热情的女工形象。”[5] 　　三十年代电影塑造出众多不同于以往病态美的健康阳光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在无形中引领时尚，甚至掀起有关审美的时代论辩，引领审美观走上健康美的新道路。

　　除此之外，旗袍也是三十年代电影中不可忽视的靓丽风景，尤其在今天看来仍被视为伟大成就的多部电影几乎都会出现身着旧上海修身旗袍的女性。例如在《神女》中，阮玲玉那几套旗袍在传统样式上进行了改良，花色秀雅，款式也很好地凸显出女性的玲珑曲线美，显露东方女性的独特神韵。大概从那时起，旗袍奠定了它女装舞台上无与伦比的地位。而作为海派文化的重要代表，加入西式风格的海派旗袍是三十年代旗袍的主流。[6]当时大上海的众多名门闺秀争相穿起这种西式旗袍，电影无疑是这股时尚潮流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二）电影对女性的塑造催发女性意识的觉醒。三十年代电影对女性性情乃至命运格局的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催发近代女性意识的觉醒。不同于以往电影，三十年代电影对女性的塑造更趋于表现女性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应具备的“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映衬出近现代思想对女性的整体要求。或许由于时代相对落后，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所反映出的女性意识有时是矛盾的。一方面，电影在塑造女性角色时，常加入理想化因素，例如《三个摩登女性》中的淑贞是一个从封建包办婚姻中走出而怀有新思想的工人阶级战士……这个人物本身是人们对新女性的一种理想化虚构；另一方面，或许出于反映现实的需要，电影对女性缺乏人文关怀，使得不同电影中女性形象有相同的悲剧命运。例如《神女》的女主角――她是热爱儿子的母亲，也是迫于生计的妓女。面对社会上各种压迫、各种刁难，逆来顺受的她奋起反抗，但却被入监狱。类似的故事和结局在三十年代的电影中屡见不鲜。

　　目前，我国大部分故事片仍难以冲破固有的审美观念、叙事方式，女性意识很难冲出“传统思想禁锢”的“牢笼”。尽管三十年代以来的电影已有意反映女性意识，并着手推动女性意识在中国的传播，但现在来看，尽管中国女性的处境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女性面临的文化情景仍然比较复杂，不仅有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更有传统女性规范的束缚。这在三十年代的电影中也有明显体现。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可从一些女性电影中得到启示――涉及女性题材时，电影人更“应站在人文关怀的立场上，打破对女性的刻板塑造，重视形象塑造的内蕴，增强女性个性化和主体性。”[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