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对女性角色塑造的影响

时代对女性角色塑造的影响

　　女性角色在三十年代电影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独特的时代背景下，女性独特的身份地位使其更易表现出时代特色和电影主题，电影女性的独特性是时代特征的具体化“放映”。

　　（一）历史背景使电影散发夺目的女性之光。上世纪三十年代，三从四德的封建守旧观念仍在社会文化领域暗自挣扎着。同时，帝国主义互相厮杀争斗，无暇东顾，客观上使得我国电影事业迎来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而上海成为当时电影的发展基地。三十年代旧上海的真实风情从郭沫若的《上海印象》中一览无余： “游闲的尸，淫嚣的肉，长的男袍，短的女袖，满目都是骷髅，满街都是灵枢，乱闯，乱走；我的眼儿泪流，我的心儿作呕。”这一时期，上海“洋风”吹得最丰富，社会观念相对先进，处于“孤岛”之上的人们生活相对平稳，却倍受心灵折磨。这种新旧观念夹杂、开放与闭塞并存的生存环境使上海成为当时电影发展的风水宝地，彼时电影中的女性角色也因而富有独特的气质内蕴，散发出夺目的女性之光。[3]

　　以彼时的时代环境作为电影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可使电影更具真实感。整体来说，三十年代中国电影对人物性格、命运等方面的表现与时代内涵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或契合性。例如吴永刚导演在1934年的作品《神女》，这部电影通过对一个身处下层、饱受摧残，最终选择反抗的女性形象的刻画对现实进行揭露、批判。阮玲玉塑造的母亲、妓女的双重角色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显得那么真实。正是这个角色将阮玲玉送入演艺事业高峰期，也为默片时代画上圆满的休止符，可见这部作品的艺术成就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

　　（二）摩登元素烘托出完美的女性形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被誉为“东方巴黎”，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与纽约、巴黎齐名），也是东方排名第一的国际大都会。那个时代的灯红酒绿、五彩斑斓，时至今日仍然是时尚的象征。对于电影的发展而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物质基础。中国电影虽然比国外起步晚了大约十年，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电影业的发展已接近世界水准，一些导演对电影中女性的刻画也充分吸取了好莱坞电影的长处，利用灯光、景别、服装、布景等方式展示女性美。值得一提的是，旗袍作为三十年代上海滩不可忽视的靓丽风景对电影女性的塑造有重要影响。比如蔡楚生导演在1935年拍摄的《新女性》将旧上海摩登元素完美镶刻进剧情，致力于表现出旧上海女性的独特风韵。由阮玲玉饰演的知识女性韦明，完全改变了以往电影中女先生富有革命精神，身穿粗布长褂的刻板形象，她身着旗袍婀娜多姿，几乎每个场景都换一身旗袍装扮，衣领、腰身等各处的扣饰均设计得华丽精致。[3]

　　此外电影界常举办一系列活动来宣传女性形象，例如风行一时的“电影皇后”评选活动，相继推出张织云、胡蝶、阮玲玉、徐来、周璇等品牌美女明星演员，这些都与好莱坞明星制有一定相似性。

　　（三）文化运动推进女性角色塑造触及现实。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界曾掀起“文艺大众化”的活动。倡导“平民文学”创作，即从个体出发描写普通大众的文学。[4]其中左翼文学就是“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典型代表。扩展到电影业，基于广大民众抗日爱国的要求，中共领导的左翼电影运动应运而生。1931年“左翼剧联”通过《最近行动纲领》，明确规定了左翼戏剧电影运动的方向、方针、任务和策略。这对三十年代电影发展有重要意义。现实主义回归，涌现出大量现实主义电影，也塑造出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女性”形象。左翼电影运动的代表作品之一是田汉导演在1933年的作品《三个摩登女性》。在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指引下，塑造出代表三种社会类型的典型女性形象：追求腐朽资产阶级生活的虞玉，沉迷于小资产阶级绝望感伤情绪中的陈若英和积极投身劳动大众为生存和自由而斗争的周淑贞。这三种形象完全是当时社会真实存在的三种典型社会人群的缩影，具有较强指导意义。对当时的青年，尤其知识青年有启迪心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