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子怡：袖里乾坤真个大

章子怡：袖里乾坤真个大

　　章子怡有一个绰号叫“国际章”。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个绰号本身就已经显示了章子怡作为一位电影明星所具有的时代特色，也昭示华莱坞电影实践在一种历史延续层面上的嬗变与生长。而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当然还是2005年5月，美国《新闻周刊》以封面故事（cover story）的形式推出“中国的世纪”（China’s century），在这期杂志的封面上，章子怡言笑晏晏，其背后则是古老的万里长城和挺拔的上海东方明珠。不言而喻，杂志编辑显然是将章子怡视为一个代言者，承载着代表中国古文明和现代化标志的两个符号。而事实上，此时离章子怡出演张艺谋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1999年）不过6年时间，距出演《卧虎藏龙》（2000年）不过5年时间，最近的则是《艺妓回忆录》（2005年）获第63届金球奖提名。这一切仿佛是一个隐喻（如果拓展一点，她摘得第50届台湾金马奖影后桂冠也当归并在内），心照不宣地强调着章子怡急剧飙升的国际影响力。换言之，短短几年时间内，章子怡已经成为一名具有极强国际色彩的电影明星。 　　格莱德希尔（Christine Gledhill）曾指出“电影明星兜售意义与情感”，“这一方面表现在影星形象与都市现代性息息相关（如作为时尚消费者代表的明星形象，从老上海的《良友》画报到今日的精品生活杂志），另一方面表现在影星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如新中国成立后银幕内的战争英雄、银幕外的模范电影工作者）”[11]。结合到章子怡身上，我们可以发现这位新时代的电影明星已经把这两方面统合到了一起，成为一项包孕多重意义结构的社会实践。

　　但是，章子怡带来的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这种商业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统合的混杂（hybridity），参照前引巴特勒的研究框架，对章子怡的“明星研究”，还需要注意她作为明星在现实生活中的个人形象以及观众对她的不同形象的接受与诠释。在笔者看来，唯有对章子怡的多面形象做出解析，才有可能真正把握和理解华莱坞电影的影星实践与“复杂中国”之间的深度关联。

　　就从影实践而言，章子怡先后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获奖作品《茉莉花开》）、香港电影金像奖（获奖作品《2046》）、台湾电影金马奖、亚太电影大奖和亚太影展影后，实现“大满贯”，可谓华人女星第一人，其成就可谓“前无古人”，所以有人说“章子怡的成功，与其说是作为一个女演员的成功，还不如说是因为她已经被定义为一个社会主流意义上的成功者，人们对她的关注已经和电影无关了，被瞩目的，其实是她的名利双收”[12]。然而就章子怡的现实形象来看，是否称得上是被广泛接受的影星典范（尤其是与像张瑞芳那样的“电影工作者”比照）则需要更多的讨论，至少有两桩与她日常生活有关的状况值得一提：一是她复杂的个人情感生活，可以这么说，自出演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开始，到与歌手汪峰之间的高调爱情，章子怡一直处于百姓日常“情感口水戏”的主角位置。二是所谓的“诈捐门”则更具有标杆性意义，有研究者就认为该事件直接拷问了章子怡作为电影明星的公信力（并举出阿玛尼撤下章子怡代言的广告作为例证）[13]。

　　于是乎，一边有人抛出这样的观点，“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要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中国文化才有未来”[14]；另一边则直斥章子怡是“不能成为票房号召的可疑的明星”（戴锦华语）。且不论这些针锋相对的言论是否触及了问题的核心，单有一点就值得注意，那就是双方都没有把聚焦点落在明星的演技（亦即银幕形象）上，而更多的是强调明星光环下凸显的社会影响力。这就又回到戴尔所说的，“明星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复合结构体，一种明星现象的形成至少关涉四个问题：促销方略、宣传效用、影片文本铺陈与各种论说勾兑”[15]。在笔者看来，章子怡本人及其电影的促销方略与宣传，乃至电影文本的解读与接受，自然都是研读市场经济时代中国的绝佳案例，但是更为深层次的则在于，章子怡的银幕形象与个人形象混杂而又区隔地向外呈现的过程，内在地统合于中国自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的高速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所以有学者评论说，“章子怡代表中国文化的意识认同并非一个简单的拼凑与巧合。它既非美国单方可以操纵的，也不是章子怡的个人魅力所能够左右的。章子怡的成功在于她取得国际影响正遇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快速进入全球化轨道的最佳时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政治、经济的变化带来的中国电影产业的巨大变迁，是促成章子怡走向世界的直接要因”[16]。

　　将章子怡的国际化道路较之于中国当下语境，则有两个层面上的动向值得提出。第一个层面就是上面已经提到的，近20年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推动了中国开展软实力传播的步伐，从在世界各地开设孔子学院，到纽约时代广场中国国家形象片的播出，皆可视作此种努力的一部分，而章子怡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才有可能被几乎是戏谑性地与孔子并置，其凸显的也正是这方面软实力传播的价值。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章子怡的国际化道路与中国软实力传播的开展，彼此之间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而不能简单地认为“章子怡”作为国家形象修辞向外扩展是在助推国家软实力，反之亦然。第二个层面上则可以看到，作为一位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当代华人女明星，章子怡的从影实践所揭示的恰恰是华莱坞电影在地实践的进展与未来空间。可以稍显化约地说，章子怡的从影实践和她本人的现实形象一样，都是一种现代性展演（这里也可以用拉康的“凝视”理论予以部分解释），而这种现代性无疑是当下中国的制度、文化及社会空间所共同缔结的。笔者曾在别处将之命名为“混合现代性”，其意指当下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不同（现代性本就是一个多元面向），它所折射的既是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混杂一体――中国在追寻现代性进程中表现出历史、地理和阶层意义上的不平衡，使之成为一种混合状态。同时，它还是表征中国的现代性不仅是对现实层面的描述，更是不同阶层各自想象的愿景，描述与规范混合为一体。从这个意义上比照，或许就能从另一个角度理解章子怡的银幕形象之完整与现实形象之纷争，两者既是?I格又是内在一体，虚实相应地伴随着章子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