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在内生性增长上的“两极”突围

中国电影在内生性增长上的“两极”突围

　　如果大体上把中国电影的问题归结于产业和内容两方面的话，这种内生性的问题根源集中在内容层面，内容上来看，具有高质量的电影作品乏善可陈，反而，越是口碑好的电影在票房上总是不尽如人意，而被斥之为“烂片”的电影却在众人谩骂中票房飘红，尤为吊诡。发生这种现象，总结起来说，内容生产的困境的根源其实主要集中在影视艺术人才的培养和观众终端欣赏水平日益平面化、世俗化、娱乐化。由于这两个层面的问题正好属于电影产业链的两极，笔者把这个问题认为是中国电影内容困境的“两极问题”。 　　“两极问题”，主要应该归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艺术教育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机制问题。大部分时候艺术选拔变成了文化上捉襟见肘的学生曲线救国的升学途径，而艺术教育注重技术传授而忽视文化通识的储备，加之生活经验的缺乏，使得新一代的艺术从业人员创作上面临短板。

　　文艺从业人员现在的培养是非常投机和功利的，以降低文化分录取艺术学生，尽管可以保证一小部分偏才、怪才不会因为文化课而被艺术院校拒之门外，但却使得绝大多数文化成绩欠佳的学生利用艺考升学。学生、家长、院校和社会培训机构共同在这个畸形的机制中获利，伤害的却是艺术人才的整体层次，加之艺术专业的设置技术门槛不高，近年来大幅度扩招造成与其说艺术教育走向大众化，毋宁说是一次学科拓展后所有原先不具有影视培养资格的各个院校浑水摸鱼。近年来的艺术人才水准其实正是这个原因的反应，尽管教育部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在提高艺考生的文化课要求，但是这个影响在未来十年里是一直存在的，十年之后走上中坚位置的艺术从业人员的水准只会更糟。

　　解决的根本方法是取消艺考和文化课的双轨制，艺术高考和文化高考都是选拔门槛，在已经获得艺考合格证的前提下，以文化课作为导向，既可以保证现有的选拔利益链条不被改变，不至于引起有关方面抵制，同时吸引更优秀的生源参与其中。当然，适当保留特招名额，以确保一部分确有艺术才能的考生不会因为文化课被拒之门外。总之，只有在开放和重视文化课的前提下，艺术选拔才能真正拨乱反正，吸引英才。

　　二是社会生活的变迁，反智主义和世俗化追求让观众的欣赏旨趣降低，余英时先生在说过：“反智论”并非一种学说、一套理论，而是一种态度……“自古已然，于今为烈”。笔者认为非常符合当下的中国社会整体国民的思想现状。本文并不多费笔墨举例当代人智识水准的缺失，诸如此类的着书如《最愚蠢的一代》《低智商社会》也不可谓不多。从观众驱动影响影片创作走向来看，即社会环境和观众审美的变迁。举例来说，60年代中期以后，香港逐渐从基本以贸易转口的港口经济体转变为具有独立生产实力的工商城市。“生活氛围的改变，使得香港人更需要新鲜化、浪漫化、娱乐化的电影出现，此时硬板硬眼、缺乏现代气质和激情武打的‘黄飞鸿电影’已经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再加上50年代末期注重浪漫传奇和手法新颖的新派武侠小说潮流的兴起，为新派武侠片的诞生酝酿了条件。”[3]张彻《独臂刀》、胡金铨《大醉侠》就是明证。70年代的香港经济社会繁荣稳定使武侠功夫片也自觉走向了喜剧化。成龙的《蛇形刁手》《醉拳》功夫喜剧大行其道。八九十年代商品化大潮下，价值观的解放和本体自由意识使得古惑仔系列又成为90年代之交的文化热门产品。所以，今天来看我们当下电影的质量的下降和空无一物，其本质还是社会反智浪潮下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观众共同铸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