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是现实电影的灵魂

社会性是现实电影的灵魂

　　 电影的内容包罗万象，从电影类型可以分为言情、动作、科幻、伦理、战争、纪实等各种类型电影。各类电影都有自身套路、程式和特色，现实电影不同于一般的娱乐电影，它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社会性。艺术具有社会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受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影响，阿多诺也承认艺术具有社会性。阿多诺认为艺术具有自律性和社会性双重特征。在阿多诺所处的时代，他看到文化工业沉溺于社会的庸俗需要，文化工业缺乏批判精神，缺乏自律性，因此对文化工业进行了深入批判。他认为艺术要按照自身的规律来进行创造，艺术必须具有社会性，并且艺术的社会性要以自律性为前提。由此可见，阿多诺所指的艺术社会性是指艺术既是自律的，也是社会性的，这种双重特征应该在艺术的自律性层面上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依照阿多诺的理论，笔者以为现实电影的社会性主要应体现在电影内容与现实状况、时代步伐关系等方面。电影的社会性在《青红》《二十四城记》等电影中完美地得到了反映。 　　 青红父辈们曾经为了国家三线建设背井离乡，远离大都市上海来到了穷乡僻壤的贵州乡村，他们在那里开天辟地，建设工厂。随着社会变革，他们所在的企业逐渐失去了昔日的优势和辉煌，因此，他们的热情也随之减退。随着年岁的增长，思乡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并且蔓延起来。为了下一代的幸福，回上海就成了他们人生全部目标。因此，上海和贵州其实就成了青红和小根两个年轻人爱情无法跨越的鸿沟。青红和小根的爱情悲剧表面上是由她爸爸一手酿造的，事实上却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电影以其独特的视角，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大都市上海和贵州乡村之间经济、文化和生活水平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某种意义上的城乡二元结构差异。电影以两位年轻人爱情悲剧为独特的视角，再现了特定时代的社会群体在社会变革之际复杂的心理感受和心理渴求。电影把镜头瞄准了社会现实生活，披露了共和国成长过程中因政策性因素而导致的某些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问题间接地给第二代人造成了不良影响。影片主题严肃而深刻，电影呈现了社会生活的多面性和社会矛盾的复杂性。

　　 《二十四城记》更是体现电影社会性的翘楚。《二十四城记》是一部继《三峡好人》之后与再次密切联系现实的电影。导演贾樟柯把摄影机的视角投向成都一家军工企业“成发集团”，电影以纪实手法，通过对该集团八位人物采访，再现了这家军工企业兴衰过程，再现了这家企业员工个人命运浮沉。这些工人“曾经的光辉使命就像他们青春时期的沸腾热血一样一去不复返，统统被封存在历史的某个短暂的阶段里。”[1] 影片中的人物不太好归类，但各自都可以作为某类人物的典型。影片中的何锡昆是一位表面坚毅又掩藏不住内心困窘的老工人，他和他的老师傅把人生最好的时光献给了工厂，如今他们不得不面对各自的困境。侯丽君已在成都生活多年，她的母亲离别亲人随厂来到成都，十二年后才有机会回沈阳探亲，为了三线建设牺牲了太多亲情。时过境迁，尽管侯丽君她们认真工作，但是她和工友们因为厂里裁员增效成为第一批下岗女工，她们不得不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无情地接受残酷命运。她一直在找事做，因为她相信“人有事做，老得慢一点。”大丽是一位老无所依的女性，她在举家从东北迁往成都的路途中丢失了孩子，丢失孩子的创伤永远无法抚平。她在厂里红火的那段时期曾经接济妹妹，目前因为厂里困难，她的姨侄时不时给她寄点钱来帮扶她，今昔反差天壤之别。宋卫东是“成发集团”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他对工厂过去的自豪之处至今难以忘怀，他对工厂迁移到新的工业园区较为乐观。他特别提到童年从打群架中脱险的经历，那段真实的经历深刻表达了那一代人对革命领袖的崇拜之情，这种情怀对当代人而言恍如隔世。无论是已经退休、下岗的，还是在岗的工人，他们最宝贵的时光都已经献给了四二零厂，如今工厂的现状与他们的人生价值几乎很难发生关联，他们曾享受过社会体制好处，品尝过工厂最辉煌时美好果实，如今乐园不在，他们只能无奈地吞食体制转变后的苦果。真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影片中70后赵刚这代人有了自己的主张和方向，他厌倦那种单调的流水线活儿，他违背了父母的意愿，自主选择改写了自己的历史。80后娜娜的生活与祖辈父辈毫不相干，甚至背道而驰，她的生活方式颇具有后现代性。随着社会变迁，娜娜父母的身份从社会主流阶层滑到了社会边缘，失望和消极情绪在家庭弥漫，为了躲避这种气氛她选择了逃离。这种代沟不是因年龄差异造成的，而是因社会变化因素造成的。70后、80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与社会旧有体制不再有瓜葛，他们敢于在时代潮流中自主沉浮，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愿望驾驭人生。“一个具体的影视文本，应被放到历史的社会的大背景下考察，既把它看成是历史的产物，同时也要考察它与特殊的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2] 该片表面上讲述一家军工企业的兴衰过程，其实是在讲述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述说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社会转型与变革，电影暗示了彼时中国社会正在进行新一轮城市化运动。社会转型必然导致社会结构裂变和重组，原有的经济规则必然失效，新规则必定重新建立，社会利益必定按照新的规则重新分配。一家厂和一群工人的故事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巨大变迁，导演用平静的画面和不动声色的叙事方式，客观冷静地讲述着一段逐渐消失的历史，也再讲述一个已经起步的未来，本片已经切入时代的主题，把握到社会变革的脉搏。电影文本和现实生活互为表里，表现了现实生活的多样性、可能性和复杂性，电影已露出社会批判的端倪。如法国电影评论者雷吉斯?迪布瓦所言，“一些具有颠覆性的影片，甚至连它们的形式都在唤醒观众，而不是简单地娱乐观众或者强化他们已有的成见。”[3]因此，现实电影应该紧紧贴近中国社会现场，真实展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状况，揭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干预生活，体现艺术的社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