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主义下的人性主题
在2005年首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最佳导演奖的颁奖现场,评委对田壮壮的《德拉姆》做了这样的评价:“透过冷峻的镜头视角,传递博大的人文关怀,一段茶马古道上寻访中思索的旅程,让国人初识纪录片深邃的艺术意境。被认为是中国导演本年度最具国际水准的一部作品。”[2] 这段评语准确地道出了该部影片所要把握的两点原则,一是宏观上影片文本意蕴的透视――人性主题下的人文关怀,家园意识;二是微观上影片选择的纪实性拍摄方法――冷峻镜头,客观记录。
任何一部艺术作品,其内涵的深刻性与题旨的永恒性都必须将其艺术内容导向人性主题的观照和开掘,优秀的艺术作品应该保有对真善美的热切追求,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关切,表达人性与自然在抗争中所产生的困惑、迷茫以及自我挣扎的复杂性。
宏观上,茶马古道上的原住民,这一群体既是普通的人类群落,又有着鲜明的民族特性,构成表现人文关怀和家园之思的最基本素材。准确地讲,《德拉姆》是一部文化人类学纪录电影。电影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人类学纪录片是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作品中,弗拉哈迪将镜头语言全部交给一个爱斯基摩人家庭,通过平凡的生活场景表现他们的智慧与尊严。《德拉姆》秉持上述拍摄技巧,将镜头语言交给行走在青藏高原上的“人”,通过人的生活和话语展现当地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生态,观照个体生命的情感表达。在影片中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这些马帮都成长在怒江沿岸,族群内部有着血脉亲情的关系,这也造就了这些原住民内心的温柔向善,休戚与共的团结精神;另一方面,由于自然地理条件阻断了他们同外界的联系,因而,他们需要不断地与自然进行艰苦的抗争,这一部分的书写将马帮和原住民同神秘莫测的大自然更加紧密而矛盾地结合在一起――有时,人们在旖旎的风光中是逍遥物外的神;而在与自然和生活的无限抗争中,他们又是渺小无助的人。无论是自然的馈赠还是生命的际遇,马帮人给出了具有启发意义的答案。诚如影片开头的简介里所说:“居住在这里的民族,就像高原的山脉一样,不卑不亢,充满了神奇般的色彩,与自然和谐地并存――我们这些从外边来的人,只能仰视他们、欣赏他们、赞美他们――这里能够给你一种力量,一份祥和及发自内心的喜悦,他们并不会因为你的赞美而改变自己。”田壮壮对于这一主题的概括,深刻地反映了其对该部影片的人文思考――不夸耀地仰视,不打搅地记录,不假意造作煽情场面博取同情和怜悯,也不刻意回避人类自身存在的情感和生活问题,田壮壮的忠实正是出于导演对于当地民众和自然的一种尊重。
微观上,《德拉姆》体现了巴赞纪实主义美学的一些原则。巴赞认为,“摄影与绘画不同,它的独特性在于其本质上的客观性”[3] 。电影区别于其他艺术的显着标志就是摄像机能够真实地摄录生活原貌。导演通过影片中一些细节的处理,将纪实主义原则融入了整个影片。首先,导演选取了平凡的生活中的人物,将人物群像纪实性地浓缩到110分钟的影片之中:乡村医生,乡村邮差,成群结队的马帮……这些人物群像的引入记录了当地最真实的生活现状;其次,导演选取了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比如曾为信仰坐牢15年、现年已经84岁的老牧师;走过了3个世纪、104岁仍能吃拉面的怒族老人;与哥哥共有一个老婆的马帮商人……通过突出表现这些人物,导演人文关怀的终极目的得以更加深刻地呈现。最后,在面对人的镜头时,导演始终保持坐姿平视角度,大量采用固定镜头和固定机位,将提问者的问题有意地过滤掉,只留下讲述者自由的表述,这些拍摄手法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更贴近生活本来面貌,还原最真实生活场景的作用。导演在这里已然不是板起面孔说教的“教育家”,他更希望观众通过他的书写得到自身的心灵体会,这也是本片题旨表现的深刻性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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